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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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  执行会长

 

关于“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学脉络之广、学理之深,足以见得浙江文化底蕴的深厚,足以代表历史上浙江人民的精神风貌。通过对“浙学”的梳理和研究有助我们发掘“浙江精神”的渊源,并从中汲取在新时期浙江继续走在前列的不竭精神动力。

                           “浙学”概念的由来

在论及浙江学术文化时,学者们谈得较多的是“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而忽略起源更早的“浙学”之说。究其原委有三:一是清代中叶的浙东史学家章学诚倡导“浙东学术”并发“六经皆史”之论于前;二是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在上世纪初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推崇“浙东史学”以继;三是浙江史学家何炳松、陈训慈等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浙东学派溯源》《清代浙东之史学》等论著,具体而细微地阐述与发挥“浙东史学”之说于后。

其实,“浙学”的概念比“浙东学派”的概念要早出现四百多年。“浙学”概念最早是由南宋大儒朱熹提出的,但朱熹是站在批判角度评论“浙学”因而是有偏颇的。他说“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浙学却专言功利”。到明末浙江提学副使刘鳞长编撰《浙学宗传》,乃以阳明学派为主兼及朱子、陆九渊门人及陈亮等,从正面肯定了“浙学”及其传人。清代大儒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也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如称“浙学之盛”“浙学之中兴”“拳拳浙学之意”等,完全从正面肯定了“浙学”。

继黄宗羲、全祖望之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论述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异同,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他称浙东之学“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称黄宗羲“上宗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较之顾氏(亭林),源远而流长矣”,又称“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我们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之学、中经明代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学术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

                           “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

对于“浙学”的理论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的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或称“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南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南宋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南宋四明之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学术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两浙经史之学。所以,如果从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应当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但站在当今浙江文化建设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对两浙之学作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狭义视野。

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 ,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杭州府海宁县人)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嘉兴府桐乡县人)则属浙西朱学。

在近现代,浙东、浙西之学更有相互融通之势,尤其是在省会杭州更是如此。如出身杭州府的龚自珍、章太炎,其实是浙东学风的继承者与弘扬者。所以,不能将浙东、浙西截然分开或对立起来。在当今时代的文化建设中,更不应局限于“浙东学派”的“小浙学”概念,而应提倡和坚持涵盖两浙之学的“大浙学”概念,这不仅是基于对浙江学术史的客观认知,而且是当代弘扬浙学精神、建设文化强省的需要。

                          “浙学”的基本精神及时代价值

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两浙共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从王充到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吕留良、全祖望、章学诚以至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蔡元培、马一浮等著名浙江思想家以不同论述予以阐扬的浙江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反映了浙江文化底蕴的深厚,不仅在浙江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正在成为推动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那么,“浙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还可以从“整体和谐、批判求实、经世致用、工商为本、人才第一”五个方面概述浙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

在浙江思想史上,最能代表“浙学”基本精神的是王充、叶适、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五大思想家。他们的为学宗旨与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

王充的“实事疾妄”精神。我们知道,“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但师事班固之父班彪、堪称班固师兄的王充,已经在《论衡》的众多篇章中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所谓“实事疾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所体现的是一种求实、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王充的“实事疾妄”方法论,为我们当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

叶适的“崇义谋利”精神。义利关系是历代思想家都要讨论的课题。汉儒董仲舒有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名言,未免有轻视功利之弊。叶适批评此言“疏阔”,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义利观的根本思想是主张“利,义之和”“义,利之本”,即“崇义谋利”思想。这种既讲道义又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并成为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精神。王阳明创立了以“良知”为德性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理念的良知心学。他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并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实际上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论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全民道德教育、干部廉政教育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人文化成”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与阐发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如2014年1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5月4日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些重要讲话,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揭示了阳明良知心学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巨大价值。

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在浙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黄宗羲非常重视浙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提出了“经世应务”的思想主张。他提倡明经通史,认为“经术所以经世”“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这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表述。世界上没有一种可以完全脱离实践、脱离政治的学术。学术固然应保持对政治的相对独立,但不等于它远离政治,不会影响政治。一位正直的学者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敢讲真话,关注现实,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正是体现了浙学中“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浙学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多元兼容、和齐同光的精神,如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思想,黄宗羲的“会众合一”主张,章学诚“道并行而不悖”的论述,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到现代的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形成了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至今仍在传承发扬。或许可以说,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和浙学传统的“兼容并包”精神。2016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讲话中特别强调“多元包容”与“以民为本”的精神,也可以说是从中国儒学与浙学传统中吸取了治国理政的智慧。

当代浙江精神是浙学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它所反映和体现的是当代浙江人的创业动力与精神风貌,是新时代的浙江人文精神。因此,我们现在总结与发扬“浙江精神”,一方面应从浙学发展史上找基因,另一方面则应从实践中创新意,以更好地助推我省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闻来源:《浙江日报》201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