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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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暨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秘书长、《中华儒学论丛》主编,《儒学天地》主编等职。

 

                                                       一、观点

 

1、儒家的根本精神

对于儒学的性质定位及其根本精神,学界解说不一,或曰“伦理本位主义”,或曰“泛道德主义”,或曰“道德理想主义”。我认为,儒学是“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而集道德、伦理、政治为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其根本精神就是道德人文精神。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道德的。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不懈追求之中。所以儒学所追求的,首先在于确立道德理性。但儒学的道德理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的道德空想,而是对人的价值的根本性肯定,是一种“以德为体,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如果将儒学的根本精神定位在“伦理本位主义”,就可能误导人们只重视外在的伦理秩序和人际关系,而忽略儒学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就能引导人们去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指导人们树立道德理想、关怀人生意义,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人为本、多元和谐的文明社会。

儒学的根本精神决定了儒学的基本特性,即其道德理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和开放性。所谓道德理性,就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理想以道德为依归。这是儒学最根本的特性。所谓人文性。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理想,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的君子德操,都体现了儒学的人文性。所谓整体性,就是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其理性思维的特色。如“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知行合一”等观念,都是儒学整体性思维的表现。

所谓实用性,表现为儒家“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传统。儒学要求将道德修养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之中,而不是空谈道德。所谓开放性,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开放变革。儒家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文明与物质的关系是辩证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大学》所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句,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2、“良知”精神表现

王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这正是阳明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哪里?我觉得主要表现在王阳明对《大学古本》亲民思想的坚守。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就依据《大学古本》力主恢复“在亲民”的表述。这个“亲民”就像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亲之即仁之”,也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么一种重民生的民本精神,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和而不同的精神。王阳明虽然与朱陆有差异,但他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他吸收了道教和佛教不少东西。我曾经在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探讨王阳明与道家文化的关系。也有学者研究王畿,说其“四无”说很大程度上受了道家的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尽管王阳明折衷朱陆、会通佛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我觉得这种折衷会通的精神却是应当发扬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包容”的精神。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王阳明“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说“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这就是“行良知”了。

3、新“国学”的学科设置

我认为,“国学”作为一门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立学科,是一门综合性、人文性的通识之学,应当拥有国家一级学科的权威地位。在这一级学科之下,可以分设“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艺术”等六大门类作为“国学”的二级学科。经学是指六经之学和历代注经之学;史学是指传统中国的史论、史著;子学是指包括儒、佛、道三教的诸子百家之学,与经学虽有某种重迭,但各有内涵,不能互相包摄;小学是指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专门之学;文学是指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散文、传奇、小说之类;艺术一门,既是“学”,又是“术”,可分国艺、国术两类:如音乐(国乐)、戏曲、琴艺、棋艺、书法、绘画等皆属国艺,如武术、医术、方术、手工艺等皆属“国术”,不应当排除在“国学”殿堂之外。但必须指出的是,鉴于现代学科门类已经非常专业化,国学只能突出其基础性、综合性、通识性的特征,而不能代替各门现代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学各门的课程设置,应该是通典、通论、通史、文选之类的基础课程,国学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主要是通才而非高精专才,是学生的道德人文素质而非精深的专业素质。

4、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基本特色

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包含着德性原则、伦理原则和修养原则三大方面的内容。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德性原则是根本性的,伦理原则是应用性的,修养原则是贯通道德、伦理、政治的实践桥梁,由此便构成了儒家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以“修己安人”为人生目标的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特色,首先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本体,而成为确立了道德主体性的人文哲学。

孔子虽然十分重视“礼”的作用,但他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政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维系道德仁心的重要,并且认识到“礼之本在仁”的道理,所以,他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感叹,并在回答林放问“礼之本”时感叹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这样,就把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导向了人们内在具有的道德情感方面,而这种内在道德情感便是“亲亲之仁”。他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仁、义、礼的本末关系,指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极),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可见,在孔子思想逻辑中,政治的中心在人,治道的根本在树立道德之仁,仁道源于亲情,而以尊贤为宜,而礼制的规范则以道德为依据。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又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复礼”以克己自修为前提,“克己”则以符合礼义规范为归宿,内修自省与外在规范的统一便是仁,而仁的确立则取决于人自身的道德自觉。孔子的这些重要思想,实际上是奠定了以“仁本礼用”为特征的儒家“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在这个思想模式中,“仁”是源于人情(亲亲、爱人)的道德自觉,并且是主导建立人伦秩序(礼义)的内在根据,从而也就确立了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仁者人也”“为仁由己”,孔子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孟子以及宋明诸儒,大体上是按照孔子这一思路建立起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即便是荀子与汉儒,虽然在人性善恶及仁、礼关系问题上有歧出之见,但其哲学所讨论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旨在揭示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意义与价值,旨在培养健全完善的君子人格,旨在建立一个符合仁道精神、遵守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体系的另一特色,乃在于强调道德的日新和礼制的适时变化。孔子提出了“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的命题,按照宋儒张载的解释,日新是指悠久无疆、久而无穷之道,“惟日新,是谓盛德。义理一贯,然后日新。生生,犹言进进”(见《张载集·横渠易说》)。清儒戴震在解释《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时指出:“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见《孟子字义疏证》卷中)这都是说天道运行是悠久无穷、生生不已的。而在儒家逻辑中,人道契合于天道,因而其根本精神也是悠久无穷、生生不已的。然而既言“日新”、言“进进”、言“流行”,则也就孕育着发展变化、进步更新。所以,道既有悠久无疆的一面,又有变化更新的一面。故汉儒董仲舒在指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同时,又提出了“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思想,并提出了“变政”、“更化”的政治主张(见《汉书·董仲舒传》)。董氏更在《春秋繁露·竹林》篇阐发孔子之微言大义说:“《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义。”董氏这些思想主张是符合孔子思想的。《礼记·中庸》引孔子论“诚”之言“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这“诚”便是“悠久无疆”之道;又言“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个“性之德”,便是因时变化、因事制宜之道。总之,儒家之道并非僵化不变之道,而是既有历久弥新之常道,也有变化日新之变道。在社会人事领域,其历久弥新者,即道德仁爱之根本精神;其变化日新者,即因时制宜之礼。孔子对于礼制因时变化损益的特性有不少论述。《论语·为政》篇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记·礼器》篇记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顺次之。”《礼记·仲尼燕居》篇记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就是说,礼是适应时事的,其内容和形式都随时势、人事的变化而变化,殷继夏、周继殷,礼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损益变革,则后世百代的损益变革也就可想而知了。

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又一特色,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孔子曾提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君子标准,孟子也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理想人格。《礼记·大学》篇关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先后本末之说,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修身为本、以治国平天下为末的道德-政治实践的完整思维结构。此后,儒家逐步地形成了“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思想模式与行为模式。历代真儒,从先秦的孔孟到汉唐的董仲舒、韩愈,从宋明的朱熹、王阳明、刘宗周到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近代的龚自珍、谭嗣同、康有为等等,都是十分虔诚地按照这一模式去从事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的。即便他们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头破血流,但他们“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道德人格及其行道、殉道的实践精神未尝稍减,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未已。这正反映了儒家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儒家思想的这一特色,使儒家思想家的理性思维紧紧围绕着道德价值加以展开并建构其思想体系,从而也使儒家的政治哲学打上了深刻的道德烙印。

 

二、阳明学研究行迹

 

主持《王阳明全集》《黄宗羲全集》《刘宗周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工作,为学术界提供研究阳明学的重要文献资料。

1983年我在浙江省委党校任职期间,发起成立了由沈善洪先生任会长、本人任常务副会长的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开始策划并主持编校《黄宗羲全集》。在我的观念中,是把黄宗羲作为明代阳明心学的殿军、清代力行实学的开创者对待的,我对黄宗羲的定位是明清之际具有民主思想的伟大启蒙思想家。这个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没有任何官方立项的资助,完全是白手起家。最早是由我与浙江古籍出版社总编方福仁协商确定,邀请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省中哲史研究会会长沈善洪担任主编,本人担任执行主编,负责全集的编目、辑佚、考辨、统稿等工作,中哲史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李明友、方祖猷、洪波、夏瑰琦、钱明等人参与点校,也吸收了会外学者魏得良、姚延福、桂心仪、张良权等人参加。整个工程费时11年(1983~1994),全套12册,550万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各册附录了本人撰著的《黄宗羲遗著考》,第12册附录了拙著《黄宗羲传》和陆京安等编《黄宗羲全集人名索引》。全集出版后,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图书奖。2005年又出了吴光主持的增订版,获得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的赞扬,他说:“承寄赠《黄宗羲全集增订版》,收到。资料内容更充实,印刷质量也更精美,定可传世。”同时,也获得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认可。温总理有关于黄宗羲思想的3封亲笔书函,说:“我喜读黄宗羲的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表达了以“万民之忧乐”为天下头等大事的民本情怀。

1986年10月,在宁波举行“黄宗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本人向省社科院院长沈善洪、副院长王凤贤先生建言编校整理《王阳明全集》,并获得两位院领导的支持。自1987年开始,由吴光主持编校,钱明协助编目、收集佚文佚著,董平、姚延福参与点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于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对此,陈来先生著《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这样写道:“浙江学者的阳明学文献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吴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黄宗羲全集》的校点,很有价值;后来又作了《刘宗周全集》也很有价值。1992年春吴光先生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对推动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献的校点出版,使研究有资料可据,使得原本有资料困难的研究得以开展。明代哲学文献的建设是浙江学者的一大贡献。文献的标点新印,对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进了研究的更广泛发展。同时,文献的标点整理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王阳明全集》先后重印10多次,印数在10万册以上,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二等奖。2013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公布了从1949年至2012年间出版的2.5万种古籍整理图书中评出91种精品,《王阳明全集》入选其中。

1996~1997年,由我策划主持与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作整理的《刘宗周全集》首先在台湾出版。该《全集》由时任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吴光与时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长的戴琏璋共同主编,由吴光组织大陆学者陈剩勇、丁晓强、何俊、黄宣民等点校,中国文哲所钟彩钧、蒋秋华负责编审。2005年6月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邀请本人为他讲授中国哲学与浙学的前沿问题,其中探讨了王阳明、黄宗羲和浙学的内涵与精神问题。

 

     三、组建国内首个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组织阳明遗迹实地考察

 

1、首个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建立的回顾

1992年6月,由本人建言起草、王凤贤院长修改定案、浙江省社科院党委批准组建的国内第一家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由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王凤贤任主任,吴光、滕复任副主任,钱明任秘书长,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冈田武彦、冯契、任继愈、张岱年、韦政通先生等被聘为顾问。1996年,“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重新组建,由吴光任主任,钱明任副主任兼秘书长。2006年,本人辞去主任职务,由钱明接任主任,王宇任秘书长。

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阳明学与儒学的研究,并积极开展有关研究领域的国内及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心与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儒学与阳明学研究学者联系密切,与浙江省内杭州、余姚、宁波、绍兴等地及北京、上海、江西、贵州、武汉有关儒学与阳明学研究团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由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先后策划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有“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余姚市);“王阳明故居开馆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余姚市);“纪念王阳明逝世480周年暨阳明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杭州市);纪念王阳明逝世48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4年,绍兴市)。

2、参与中日关系史上行程最长的学术考察——王阳明遗迹考察之旅

在中日阳明学交往史上,由日本冈田武彦先生发愿启动,由浙江省社科院积极配合的王阳明遗迹考察之旅是值得一书的。20世纪80至90年代(1986~1995),由国际著名阳明学家、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先生(1908-2004)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先后组织了七次(其中六次组团考察)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 ,我和钱明研究员、王凤贤院长参加了这些考察活动,其中我参加了浙江、安徽、江苏、广东、江西的四次考察活动,可以说是当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创举。兹追记如下:

1985年夏,冈田武彦先生致函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时我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自1986年10月至1991年底我任该所所长),说他计划组织以九州大学学者为主的“王阳明遗迹探访之旅”来浙江等地考察,希望中方协助。随后,由我起草复函代表浙江省社科院同意接待。1986年8月下旬,由冈田武彦、菰田正郎、福田殖先生率领的“王阳明、东林儒学遗迹探访友好访华团”正式来访中国。由我陪同该“访华团”访问了浙江的余姚、绍兴和杭州等地。这是冈田一行的首次“王阳明遗迹考察之旅”。

访问团在杭州逗留期间,浙江省社科院沈善洪院长和王凤贤副院长宴请了冈田武彦先生一行,提出了进行中日两国中青年学者交流的建议与设想,冈田武彦先生深表同感,并表示回国后即尽快制订出具体的交流计划与合作项目。1986年底,即由福田殖先生来函代表冈田先生和菰田先生邀请我访问日本,我回信建议与本所秘书钱明一起前往访问,福田先生回函同意,遂由冈田先生出面正式邀请我和钱明访问福冈等地。我们于1987年3月底至4月中首次访问日本,参访了九州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大学、筑波大学等名校,拜访了荒木见悟、岛田虔次、山下龙二、高桥进等一批日本著名学者。回国后,我撰写了《樱花时节访扶桑》的访问散记,发表于浙江省社科联主办的期刊《探索》1987年第3、4期。1987年12月初,我代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先生,专程到厦门邀请、迎接出席朱子学国际会议的冈田武彦先生和日本大分大学副教授牛尾弘孝先生二人再次访问杭州与绍兴。考察了解了绍兴县筹建修复王阳明先生墓的详细情况,并确定由日方募捐资助修复王阳明墓。这是冈田一行的第二次“王阳明遗迹考察之旅”。

1989年4月,冈田武彦先生亲率33人“王阳明遗迹探访团”第三次来华访问考察,并在绍兴出席了“王阳明墓修复揭碑仪式”,后又参加了在余姚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当时我在新加坡访学,未能参与。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第四次“日中联合王阳明遗迹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区的王阳明遗迹以及宋明理学遗址作了实地考察。冈田武彦先生是考察团的顾问,日方团长是东北振兴研修所理事长地主正范,成员15人;中方团长是时任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成员有吴光、钱明等4人,因在江西考察途中冈田先生身体不适,王凤贤院长陪同冈田先生提前返回杭州,后半程的中方团长由我代理。本团从杭州出发,赴两广、江西30余县市,作了为期40天、行程7000多公里的实地学术考察。4月30日上午,我们与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铺的章水岸边,“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两国学者共同举行了一次深情的祭奠活动。当时,我与冈田先生互赠了感怀诗以纪此行。1993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五次“日中联合王阳明遗迹学术考察”活动举办。日方团长地主正范、中方团长是我,共有16名成员。这次考察了江苏镇江的金山寺、六朝古城墙,南京的明皇宫、夫子庙、阅江楼遗址;安徽滁州的琅琊山、乌衣江,芜湖的赭山,枞阳的浮山,青阳的九华山;浙江桐庐的严子陵钓台等。

总之,从1986年至1995年,在冈田武彦先生的亲自组织、指导和感召下,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同组织了七次王阳明遗迹考察。我们将这持续十年、横跨中国八个省市区八十余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一百多人次参与的大规模学术考察活动,称之为“当代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壮举”,绝不为过。它对于中日两国学者的阳明学研究也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3、推动修复王阳明墓

如上文所述,1985年8月,由冈田武彦、菰田正郎、福田殖先生率领的“王阳明·东林儒学遗迹探访友好访华团”来访中国。我陪同该团成员访问了余姚(王阳明出生地瑞云楼)、绍兴(阳明洞天、王阳明故居、兰亭洪溪山墓地等)。在绍兴探访王阳明墓地期间,连我在内,代表团成员所有人都不知道洪溪在哪里,王阳明墓在哪里?于是联系了绍兴县文管会,最后在一个老农的指引下,才找到了王阳明墓地所在的大体位置。但眼前杂草丛生,不知墓在何处。访问团只好面对荒山野草遥祭王阳明先生。冈田先生心情沉重,潸然泪下。在返回的路上,冈田先生表示有意募捐资助修复王阳明墓。我表示愿意牵线搭桥,推动重建。事后,我与绍兴县政府、县文管会领导协商修墓问题,得到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成立了“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建委员会”,由副县长章榴先任主任,聘我为“首席顾问”,并邀请南京工学院教授根据《山阴县志》等历史资料拿出了王阳明墓的修复设计图,我又在《浙江日报》发了一条《绍兴王阳明墓开始修复》的新闻。我将修建委员会文件、修复方案和浙报新闻寄给冈田,冈田先生便在福冈市发起募捐,从市长到市民均踊跃出资,共募集到345万日元(约合9万元人民币),通过浙江社科院转给了绍兴县政府。于是,绍兴县正式开始了王阳明墓的修复工作。

1987年12月上旬,当我再次陪同冈田先生来到绍兴鲜虾山南麓的王阳明墓地时,绍兴县已将其芟除荒草,露出墓基。据当地老农说,王阳明墓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重建。我便到处搜寻残碑,果然在墓地一隅看到一角石碑,挖出来一看,就是刻着“王阳明”字样的残碑。冈田先生如见至宝,异常激动。在他的《王阳明纪行——探访王阳明遗迹》一书里作了详细记载。

1989年3月,王阳明墓顺利竣工。墓前设石祭桌,供桌后即为墓碑和墓冢。墓碑上镌隶书“明王阳明先生之墓”,由绍兴籍著名书法家、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沈定庵先生题写。同年4月,冈田先生亲率33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第三次来华访问。在考察完王阳明在贵州的遗迹后,便专程赶往绍兴出席了“王阳明墓修复揭碑仪式”,后又参加了在余姚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

4、主持策划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阳明学派系列研究”,主编并出版了《阳明学研究丛书》十一本。

2000年初,我在本院哲学所会议上提议:为深入推动阳明学的研究,建议以阳明学研究为中心策划两个系列性研究项目,一个是资料型的(“阳明学研究资料丛书”),一个是思想研究型的(“阳明学研究丛书”)。我的提议得到了哲学所同仁的一致同意。于是由董平所长策划、设计“阳明学研究资料丛刊”课题(该课题后期由钱明研究员负责),本人负责策划并主持“阳明学系列研究丛书”课题。我主持的课题得到了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立项资助,并以“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为名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的立项资助,这个课题由吴光主持,董平、钱明、吴震、徐儒宗、何俊、尹晓宁、陈永革、朱晓鹏、刘宗贤、蔡德贵、朴姬福等十多名阳明学专家学者共同承担,前后历经8年,其最终成果是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报刊均发表了书评,也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吴光教授阳明学研究论著与学术创见

 

我由于花费大量精力于主持整理王阳明、黄宗羲、刘宗周、马一浮四部全集、一套《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和一套《阳明学研究丛书》,影响了撰著系统研究阳明学专著的工作。对此,我并不后悔。因为我们的古籍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了珍贵资料,使许多学者受益,这比多写一二部专著的作用还要大。但我在近25年中也陆续撰著了20多篇研究阳明学的论文,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观点与论说。

我的第一篇阳明学研究论文是《万化根源在良知》。该文针对学界一般都将阳明心学概括为“心即理”的“心”本体论述,揭示出王阳明与此前心学(如象山心学、白沙心学等)不同之处,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心之本体是良知”、“良知即天理”的命题,因而应当概括为“良知”本体论。此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几篇阳明学论文中明确地将阳明心学界定为“良知心学”,以区别于多数学者的“心学”定位。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于2009年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与师生座谈会上讲话,他说:“王阳明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高度肯定性评价了王阳明,因而在全国兴起了阳明心学研究热。我在这股阳明热中也应邀在《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浙江日报》《中国思想文化评论》等报刊发表了多篇研究阳明心学的论文,并应邀在中央机关、省市机关以及学校、企业、社区作了多场专题学术讲座,对阳明良知心学的内涵、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探讨。

我在阳明学研究方面的创见主要有三,一是将阳明心学界定为“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理想的‘良知心学’”;二是跳出以往偏重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段论式哲学研究模式,而重点研究了王阳明以“明德亲民”为命题的民本政治论思想;三是从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研究中作出了“知行合一重在行”“从‘致良知’到‘行良知’”的论述,揭示了从阳明良知心学到梨洲力行实学的思想转型之关键所在。四是总结了王阳明与阳明学的“真精神”是:“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自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我的阳明学研究心得,集中体现在由我设计并与我的学生张宏敏、金伟东、袁新国合著的《王阳明的人生智慧》一书。在书中,我们精选了王阳明良知心学的名言警句100句,我将它们分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良知即天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明德亲民”六篇加以解读,并冠以“导论: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的生平事功与良知心学”。该书由中纪委主管的方正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我们研究阳明心学的心血结晶吧。

虽然,我从事阳明学研究已有30多年,但成果不多,深度广度都很不够,更深更广的研究只能期待于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