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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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8日,“儒学的地域性、民族性与中华文化共性研究——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学术委员会2019年年会”在彭州市海窝子古镇举办。此次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咖们在彭州进行了“鸿儒交锋•高谈阔论”。本次活动共有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这些学术大咖们来自五湖四海: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元智大学等。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顾问、浙江省儒学会会长吴光演讲题目为《论浙学的源流、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他说“浙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作为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从南宋成型以来己历经800余年。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而在当代,随着浙江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学术文化的日益繁荣,人们对隐藏在其背后的文化动力日益关注并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因此,从理论上深入探讨“浙学”的源流演变、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导,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刘学智的演讲题目是《“西部儒学”的研究何以可能?》他说:关于“西部儒学”的概念内涵。第一,西部是中华文化之源,也是儒家文化的古老源头。第二,西部是儒家经学的重镇,也是儒家实现官方化的地区。第三,西部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统治期间,起着特殊的历史作用。第四,西部儒学是最早与佛、道二教发生密切交往关系的地域性儒学,这也是西部儒学的突出特征之一。综上所述,提出西部儒学这一概念是可行的,加强西部儒学的研究是必要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单纯的演讲题目是《略谈三苏的权利思想》。他说:讲到“蜀学”不能不讲宋代的“三苏”,因为中国学术“地望”最盛时即有“关洛濂闽”的名声,而比肩其雅的“蜀”似有“漏列”之虞。这或许与“三苏”卷入“新旧党争”太深,而疏于独立学术、广大门风有关。而讲到“三苏”又不能不论及中国学问的“入世”特征,或是儒家的“修齐治平”或是道家的“无为而治”;“三苏”处道教圣地,不能不习染“仙风道骨”之遗风,值北宋倡文治俭慈之时,苏洵文章名震京师,二子同榜及第,一门三杰,声誉遐迩。父子三人皆晋身政坛,成就了中国文人政治的一段佳话,也启示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儒家“通经致用”在“三苏”身上体现出来的“权利”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李景林的演讲题目是《旁通而上达——儒家天下观念的存在论根据》。他说: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从天下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关系,而非以国家为主体来建立国际的关系。它为我们解决当今世界的政治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维度和思想框架,而这样一种思想维度和思想框架,则根源于一种独特的存在论。因此,当今世界合理秩序的建立,需要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儒家“天下观”所具有的未来性意义,就在于此。

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导,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朱熹研究会会长蔡方鹿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巴蜀哲学特色的思考》。他说:巴蜀哲学大致具有以下鲜明特色:一、融会儒、道、佛三教,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和包容性。二、重躬行践履、实事实功。三、重经学,超越旧说,勇于创新。四、重人情。五、批判专制,与时俱进。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导,四川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四川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刘俊哲的演讲题目是《试论儒学在藏区的传播与影响》。他说:儒学传入藏区之后,藏民族吸取了内地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丰富理想人格之内涵,特别是赋予了更多的崇尚智慧、讲诚信守义、为民等道德涵义。这可以从萨班所著的《萨迦格言》对理想人格所具有的内涵的赞美中可以看出。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原副校长,重庆社科院原院长俞荣根的演讲题目是《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他说:“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廖名春的演讲题目是《<论语・宪问>篇“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说辨证——兼论“君子道者三”章“我无能焉”的释读》。他说:《论语・宪问》篇使者所谓“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既非谦辞,说蘧伯玉“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也非其对蘧伯玉的非议,言其过多而无能。而是说伯玉“喜欢拾弃他的过错”,在喜欢改过,勇于改过上,无人能及,没有谁赶得上。“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亦非谦辞,孔子是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件事“我无能焉”,没有人比得上我。

深圳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景海峰的演讲题目是《岭南心学的思想旨趣与基本特征》。他说:陈白沙的出现和江门学派的确立,引领了有明一代的学术风气,为心学的重新启动和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得粤地学术第一次走向全国中心。

山东大学教授、博导,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黄玉顺的演讲题目是《人类共同文明的建构——关于儒学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考》。他说:“人类文明共同体”所指的“人类文明”,应当是面向未来的单数的人类共同文明”建构。既不能是某种既有的单一文明传统成为人类共同文明,也不能仅仅是从既有的诸多文明传统中抽绎出不同文明间的共性,而只能是通过综合创造,建构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作为这样一种文明,人类文明需要人类视野,共同文明需要共同创造,文明创造需要文明对话。在这种文明创造中,儒学可以贡献其经过自我损益的“仁”“义”“礼”等价值观。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导,原《中国社会科学》主编、《中国哲学史》主编、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的演讲题目是《儒学的普世性与地域性》。他说:儒家学派之所以能从一个地域性的学派逐渐成为战国时期的“世之显学”,在秦以后又能在汉武帝时期居于国家意识形态所“独尊”的地位,实是因为在儒家学说中承载了中国上古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蕴含了中国乃至人类的普遍价值。

经过一上午的“论剑”,专家们依然意犹未尽,在下午的儒学大会分组讨论会上,纷纷做了精彩的发言。

舒大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本次年会选彭州的理由很多,第一,彭州是文化之都,也是古都古城,还是天府文化、巴蜀文化重要的来源地、华夏文化与藏羌文化的重要通道,人们在这里可以提炼很多文化元素。第二,彭州在思想文化上有很多资源,像古代的严君平和近代的尹昌衡,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思想、学术和设想。第三,我们和彭州有很多合作,包括尹昌衡研究,在其后人的推动下,我们成立了尹昌衡研究所。第四,这里的文化很包容,和国际儒联的宗旨也非常吻合。所以彭州是我们的首选。

 

                                                            (新闻来源:品鉴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