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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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术格局呈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各地域学术之间的互动、吸收与融通。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是促成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相似性使各地域文化之间的对话更亲和。那么,地域文化研究发展怎样?如何在当下返本开新、互学互鉴?7月12-14日,“2019年徽学·蜀学·湘学高层论坛”在安徽大学隆重举办。80余名学者出席,共话“徽蜀湘”三学互鉴与融通,研讨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与发展。论坛期间,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国学:近年来,徽学研究日益兴盛。囊括自然、人文、理论、实践等各个领域的徽学,自成一派、自成体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吴 光:这几年地域文化的研究形势确实比较好。总体来讲,地域文化的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地域文化中,比较突出的是蜀学、湘学、浙学、徽学、关学等,它们各具特色。安徽传统上有徽学,也是儒学的重镇,在地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清代尤其是戴震很有影响,他是一个有名的儒学家,尽管他批评理学,但他还是儒学家。安徽在历史上比如说像桓谭(字君山),他是比较早期的(汉代)思想家。桓谭受到王充的高度推崇,《论衡》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桓谭的地位比董仲舒还高,桓谭的无神论、反谶纬、实事求是等思想,对徽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安徽影响最大的还是朱子的新安理学,如果追溯徽学源头的话,也可以追溯到桓谭那里,当然还可以往前追溯。现在关于徽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热度,这是一个事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徽学的理论解读还不够。什么叫徽学?徽学的内涵是什么?徽学的当代定位是什么?其实就跟浙学一样,我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徽学也应该做这样的区分。狭义的徽学是什么?中义的徽学是什么?广义的徽学又是什么?其实从一些研究来看,我觉得狭义的徽学就是新安理学;中义的徽学就是徽州之学,即徽学的传统;广义的徽学就是安徽两州——安庆和徽州之学。实际上,桐城派属于安庆,桐城派也可以说是徽学。研究徽学,也不能不研究桐城派的思想。桐城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成就,而且有一种君子的风骨,这方面也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不能把它排除在徽学之外。所以,我现在取的也是这种广义的徽学。

现代研究徽学,就得从狭义、从学术上考证,比如说就是纯粹考证新安理学或是朱子理学,但更有意义的(研究)是广义的徽学。我有一本书叫《国学新讲》,第一讲就是“与浙江省委书记谈国学”(因为当年习近平同志是浙江省委书记)。我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些热点的、前沿的问题;第二个是有关浙学的问题,包括浙学的内涵定义、精神、缘起与当代价值。当时习近平书记对我讲的浙学的内涵定位,他比较接受我提出的“大浙学”概念。他说:“吴光教授的‘大浙学’的概念对我们很有启发,要把这篇文章做下去,做深做大。我们讲浙江精神不能光看一时一地,要从更深层次,更广阔的角度去讲。”这对徽学研究也许有参考价值,我们也可以从狭义、中义和广义等方面去理解和探索。这对徽学的发扬是很必要的。

凤凰网国学:您刚才说到“浙学”以及“大浙学”概念,也提到研究徽学可以此参考。请问徽学与浙学有何关联?二者之间如何互学互鉴?

吴  光:今天上午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我的学生张宏敏博士就讲了关于浙学与徽学的比较。他提到安徽与浙江这两省,是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文传统和理性精神。两省从地理意义上是“好邻居”,而在此地域分别孕育出的浙学与徽学,从文化意义上讲是“好伙伴”。他的这种概括是对的,我比较赞同。安徽和浙江历来就是山水相连、文化相通,思想也是相通的。从历史上讲,比如说汉代的王充和桓谭,后来三国时期的政治家曹操和孙权,到后来的理学家朱熹。可以说,朱熹也是打通浙学和徽学的重要桥梁。尽管朱熹论“浙学”狭隘了一些,朱熹把浙学说成是永嘉、永康之学,讲浙学“专言功利”有很大的危害。他对浙学的理解比较片面。

朱子的新安理学通过与徽州毗邻的淳安在浙江传播,淳安当时有个瀛山书院,就是传播朱子理学的地方。朱熹写的那首很有名的诗叫《观书有感》,全诗内容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曾经去考察过,就是淳安的瀛山书院。他在瀛山书院讲学时,那个地方山上是书院,山下是半亩方塘,水塘上面有个源头村,所谓“源头活水”,水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地形也好,历史记载也好,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朱子的理学成为沟通徽学和浙学的一座桥梁。从这方面讲,徽学和浙学确实存在诸多共同点。浙学的范围更广,不仅仅是朱学,还有后来的明代浙学(即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不像朱熹那样有诸多条条框框,王阳明的东西有利于思想解放。后来,浙学的主流就成了阳明学,比如说后来的刘宗周、黄宗羲都受王阳明的影响。但朱子理学在浙江一直是个重要的思想,浙学既有阳明心学又有朱子理学,与安徽的徽学是可以沟通的。安徽以理学为主导,受心学的影响较大,包括方以智可能也受心学影响,可能桐城派的某些人也受心学影响,但心学在安徽没有形成大学派,唯在浙江形成了大学派,比如王阳明的心学,浙江形成的浙中王门就包括了两浙地区,然后形成南中王门。南中王门来自江苏地区,但没有在安徽形成王门学派,因为徽州受朱熹的影响太大。浙江也有朱子后学。所以,安徽和浙江确实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也共同拥有理学传统。

凤凰网国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认为徽学“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典型范本。”您同意这种观点吗?如何理解这个“典型范本”?

吴  光:傅衣凌先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我曾经听过他的课(我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研究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过傅衣凌先生讲清史,因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之一是戴逸先生,戴先生是清史所的老师,那时他将傅衣凌先生请到北京给我们讲课。他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但他对“徽学”的定义,我是不敢苟同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这个定义比较空泛,没有讲更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这些东西到底是和谁比较?和浙学比较还是和湘学比较,还是和蜀学比较,还是和徽学的过去比较?那过去又是什么状态?现在又是什么状态?他并没有讲,所以这个定义比较空泛。

“典型的范本”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典型何在?典型在哪?前面那三个定义都不典型。其实,每个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都是一个典型,不止徽学是典型。所以,我对傅衣凌先生这个定义并不赞同。许多人都在引用他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觉得是问题。他没有具体所指,显得很空泛,“典型范本”也是一般而言的。所以,我认为他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是著名的,但他作为一名徽学研究专家,把这个作为徽学的定义是不行的。

凤凰网国学:徽学从产生到现在影响不断扩大,备受重视。您觉得促成徽学研究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吴 光:这个问题确实一言难尽,很难展开,促成一门学术发展的因素是综合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徽学的传统,一个是安徽儒学的传统,特别是理学的传统。理学强调道义轻视功利,但安徽徽学与商业、儒商结合在一起,那些商家大部分都是儒商。如浙商与功利结合在一起,所以朱熹就批评浙学专讲功利。徽商的一个特点是“贵儒”,贵儒是理学、儒学对徽学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商业对徽学来说,也是以商促学,那些商家商户往往是“富而好德”。

我曾经研究过儒商的起源和特点,儒商的特点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总结八个字“智仁勇强、富而好德”。“智仁勇强”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富而好德”是司马迁根据历史上的儒商。比如说子贡,他可能到过安徽,他在南边经商到过浙江。还有范蠡,陶朱公范蠡也是一个儒商;还有一个叫白圭的周人,司马迁特别总结他的经商艺术。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经商艺术古今谈》,就强调了商人要具备这几点:一是有战略眼光,善于预测市场需求;二是善于把握时机,及时调整物价;三是重视经营环境的选择和开辟;四是勤俭节约,以身作则。总之是智、仁、勇、强,四德皆备。所以,好的商人可以当政治家,也可以当军事家,也可以当战略家,所以他是“智仁勇强”。智,就是能够随机应变,注重应变;仁,注重有取有予;勇,就是有决断;强,就是有所守。这就是儒商的四大核心价值。

“君子富而好行其德”,李白有句诗叫“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诗的源头我看是范蠡陶朱公,他三致千金,又散发给贫家家兄弟。所以司马迁说他富而好德。千金散尽还复来嘛,散尽千金,富而好德,这就是儒商的特点。安徽的商人确实有儒商的特点,比如说著名的近代商人胡雪岩。他是从安徽到浙江的“红顶商人”,他的特点是既与政治结合(买官),同时又与儒家的核心价值相结合,秉承儒家的仁爱之道、诚信之道。胡庆余堂的牌匾就是“戒欺”二字,“戒欺”就是诚信之道,所以说胡雪岩是非常典型的徽商,类似这样的商家肯定不少,所以徽商可以说就是儒商。

晋商和浙商都很有名,但晋商是义利兼顾,浙商比较重视功利。徽商流动性很大,不仅在安徽经商,北边到江苏,南边到浙江、福建,对发展明朝的商品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傅衣凌先生讲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从总体上去理解徽学是有些道理的,可他的定义太空泛了。“徽商贵儒”这个特点我觉得比较明显,对徽学的影响是经济与学术的互动。

凤凰网国学:中华文化呈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同中求异“的学术格局,不断衍生出独特且多元的地域学术形态,如蜀学、湘学、浙学、徽学、鲁学、洛学、关学、闽学等,可谓百花齐放,各绽芳姿。那么,这些地域学术之间直接如何更好地对话?

吴   光:我认为鹅湖之会就是典型的学术交流和辩论的形式。鹅湖之会由吕祖谦发起,主要是朱子理学与陆氏心学的辩论,即朱子的理学派和陆九渊的心学派。但吕祖谦属于浙学范围,因此可以说是浙学,江右赣学(陆九渊属于赣学)和徽学的交流,也是心学、理学和浙学的交流。浙江是事功学派,所以在过去各地域文化都有所沟通,不像现在这样。总体而言,中华的学术是“多元一体”的,或者说“一体多元”,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存在形态,实际上是相互影响。比如说王阳明对朱陆异同问题,他不直接讲朱陆的异同,朱熹讲陆九渊多一点尊德性,他多一点道问学,但王阳明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这是一种兼容包容的思想。徽学其实也是一种兼容,我用十个字五方面来总结浙学特征: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

徽学里也包含务实、批判、兼容、创新的因素。比如戴震,他是清初的儒学家,他批评理学以理杀人,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并不是对整个儒学的否定。过去有人讲戴震是反儒学的,我曾经说过,戴震反理学而不反儒学,他对理学是敢于批判的。又如明末清初的方以智,他的思想亦有兼容,不仅兼容中西之学,还兼容朱陆之学。所以说各种学说相互沟通,保持一种“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其实学术文化历来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存在形态,不能讲一元独尊,我最反对“独尊儒学”这个说法,其实董仲舒当时他也不是讲独尊儒术,这个说法不是董仲舒的原话,也不是汉代人的说法,而是后代人的说法。后代人总结汉武帝和董仲舒,讲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讲百家那些学说不要与儒家齐头并进,所以班固总结董仲舒是“抑黜百家”,而不是“罢黜百家”,百家实际上也不是罢黜得了的,你看墨家、法家、儒家、道家一直存在于中国学术文化史,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这是我对中国文化的总结,历来这样,没有一家完全独尊。我们现代也应该这样,我主编的一本杂志叫《儒学天地》,我办的浙江省儒学会的宗旨就是“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容中西”,这四句话是我们学会的特点和宗旨。

总之,我认为学术交流最好的方式就是会讲,就是大家开会,聚起来会讲,大家可以相互阐述观点,也可以辩论;其次就是整理文献,把地域学术文化的文献整理出来,让文献去说话。有些地方不重视地域文化的文献整理,这是一种偏向,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文献,我们浙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地方文献的梳理,八十年代,我担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比较重视文献整理。我主编有《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这四位历代的哲学大家,还总结了清代浙学的文献丛书,共有两千多万字,文献的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深入理论的研究和个案研究都很重要,个案的研究,比如说对徽学的个案研究还不够突出,理论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尽管大家都很重视徽学,但有影响的徽学重要成果在哪?做了哪些理论的提炼?这方面理论的深入研究还不够,个案的研究也还不够突出。当然,安徽对戴震的研究还是不错的。从这方面来讲,徽学文献的整理和个案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化,上一个新的台阶。(安徽)有这么一个有利条件(1999年国家教育部首批十五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国家、教育部的重视,条件比浙江好,成果应该更多一些。

 

                              (新闻来源:凤凰网。访谈者/普庆龄 整理/关静、普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