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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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  吴 光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提交1999年3月在浙江武义县举行的“首届中华古生态文化旅游研讨会”的论文,发表于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对于今天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战役依然有一定启示意义。故本刊特予转载。

 

一、生态: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所谓天人关系问题,这不仅是西方哲学家始终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今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涉及哲学家的宇宙观与生态观,在实践上则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远古时代,自然界各种动、植物有着均衡的生态关系,那时的人类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水平低下,既没有高科技手段,更没有条件奢谈“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之类的大话,只能“听天由命”,顺应自然而生存。随着人类的科技知识日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也愈益膨胀起来,人们不但要干涉天,还要主宰天、改造天,于是天人关系逐渐倒置,人们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破坏了自然万物之间的生态平衡,从而酝酿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一方面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日益舒适方便,另一方面却是气候变异、灾害频发、大气层遭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森林面积锐减、许多野生动植物已经或濒临灭种……。这是自然界对于人类征服自然行为的“反抗”与“惩罚”,古人称之为“天谴”。今天的人们,该是重视“天谴”、反思天人关系、重新寻求天人和谐、生态平衡的时候了。

前不久,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在新加坡作了一场主题为“创造人类的新纪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大声疾呼人类要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他说:“由于国际间的盲目竞争,人类忽然发现地球上资源有限,于是面对着能否在地球上永续发展的问题。”又说:“100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看到,我们(现在)对能源的使用很没有效率。……人类在近两个世纪虽然做出一些好事,但后人会认为我们是‘败家子’。因为我们把千万年积累起来的矿物能源,在一两百年内就几乎消耗殆尽。因此,人类需要反省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再认为‘人定胜天’,而必须回归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观念,必须节约能源。”他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过度开发国家和还未过度开发国家。许多亚洲国家目前属于‘还未过度开发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比较有希望走出一条新路,不必盲目追随欧美国家的道路。”

李远哲的上述议论被记者称之为“警世通言”,说明了所论主题的严重性。其实,这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批评“人定胜天”、主张“回归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并非由李先生首创,而是近年来多位新儒家学者或儒学研究者的思想主张,只不过还没有引起普遍关注与重视罢了。本人在《儒家哲学片论》一书中也曾简略提及,而未作具体阐发,故本文专从儒家生态观及其现代意义的角度申论一二。

 

二、儒家生态观的核心观念:万物一体

 

儒家“天人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生生不息”。这些思想观念奠基于先秦儒家,而为历代儒家所发展与完善,其核心是“万物一体”论。  

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论说不多,但他是主张敬畏天命、以德配天的,认为君子应当“畏天命”“知天命”,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见《论语》之《季氏》《八佾》)。他还说过:“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知性则知天”的思想,《中庸》所谓“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的思想,也是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至宋儒张载,则将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进一步阐发为“民胞物与”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范畴概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太极图说》的理论成就在于:第一,它吸收了道家《老子》的“有生于无”“复归于无极”的思想、《易传》中“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汉儒的阴阳五行思想以及道教《太极图》中勾勒的宇宙论模式,整合为自“无极而太极”到“万物化生”的新儒家的宇宙生成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无极与太极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最高本体,是主宰宇宙、人、物的“极”,也即先秦儒家所说的“天道”“天命”;第二,它以生动的图象和简洁的文字阐发了天人关系的哲理,强调了天道(极)的运动变化而产生万物、形成万物之性,而“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并强调了“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思想,阐明了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人道之仁义辩证统一的道理,从而更完整精致地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可以说,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提出,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的“天人关系”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生生不息”的思想始见于《易传》。《易·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就是讲天道之大德即是生生不已,又是日日更新的。宋儒张载解释此语时说:“日新者,久而无穷也……。生生,犹言进进也。”(《横渠易说》)清儒戴震则在解释《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时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孟子字义疏证》卷中)这些见解,都表现了儒家的生态观是一种开放性的思想,它强调的是宇宙万物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面不是把宇宙万物看作是封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因如此,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大多数儒家思想家在坚持“天人合一”“和合中庸”指导思想的同时,仍然具有一种进取向上的奋斗精神,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尽管有时会固执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但同那种竭泽而渔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资源的法家式斗争哲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三、儒家开发自然资源的策略:和谐用中

 

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和保障。如果人类灭亡了,自然资源也就无所谓存在价值。反之,如果自然资源枯竭了,人类也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在目前人类还只能在地球上生活、依靠地球资源生存的条件下,地球上供应人类生活需求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没有理由、更没有权利去无限度地开发和挥霍这取之有尽的资源。这就向人们提出了适度开发、保护和节约现有资源并积极探索地球之外可能为人类利用的新资源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家的基本思想与策略原则是“和谐用中”。

“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是由孔子倡导的。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即认为“中庸”是处世接物的最高美德,应当采取“执两用中”的政策造福于民。到子思著《中庸》又进一步发展为“致中和”的思想,他说:“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为根本之道的“中和”(即“中庸”)之道,不仅蕴含在人的“喜怒哀乐”情感之中,而且是融合在天地生育万物的大道之中的。所谓“致中和”,以今天“全球化”趋势下的“环保”角度来解释,就是要保持人与自然恰到好处的和谐统一,保持整个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

在“中庸”思想原则指导下,儒家对于自然资源的态度与策略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主张。这里仅举其二:

1.爱惜资源,取用有节

爱护及珍惜自然资源有两层含义;一是不要主动地、人为地去破坏自然生态,浪费资源;一是积极采取行动,有意识地去护育自然,维持生态平衡,以使生物生生不息。《吕氏春秋·应同》说:“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在古人心目中,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所以,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了。<功名>篇说:“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大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那么生物界就会出现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在儒家看来,天地万物皆为一体,因此,作为“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的人类应当保持一颗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就如张载所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那样,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造福时,应当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避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有了仁民爱物之心,才会珍惜万物、节用民力。朱熹解释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四书集注》),这个解释十分精妙!这种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仍然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保护生态平衡的政策策略的。

2.禁、发以时,适时而动

《荀子·王制》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天作四时,地生万物,人居其中,得天地之养(资源)而繁衍生息,这就叫极乐世界。因此人们必须善待自然资源。怎样善待呢?

孟子谒见梁惠王时,提出了勿夺天时,及时而动的思想。他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鼈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鼈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要求人们,应当遵从自然规律适时进行生产和开发,并且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有所节制,不可开发无度。

即使以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著称的荀子,也深明“不失天时”的道理。他说:王者之法……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代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长养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春耕、夏耘是培养,秋收、冬藏是收获;斩伐是开发,长养是封禁。只有禁发适时,才会使自然资源绵绵不绝,做到有余食余用。儒家不但认为禁发必须有时,而且还认为必须委任专司分工掌理其职。如《周礼》即按天地四时设官立职,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分,地官之中,有专掌“山林之政令”的“山虞”,有“掌巡林麓之禁令”的“林衡”,有“掌巡川泽之禁令”的“川衡”,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局长、护林员、渔政局长、水上巡警之类的职务,兼有环境管理与保护之责。《荀子·王制》中规定的“虞师”的职责是“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看来是一种既重视民生又注意环保的官职。由此可见,古代儒家是很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和谐的。 

          

四、儒、道、法生态观的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国思想传统中儒、道、法三家的观念与态度各不相同,也各有利弊。简言之,道家偏于消极,法家过于激进,儒家则持中庸。

老庄一派道家是主张纯任自然、反对人为技巧的。《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文字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改定,下同)

  ……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第2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42章)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第51章)

在老子看来,道的根本特性是效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法自然。天地万物皆生于自然,万物之生是阴阳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无须人为。所以人类应当顺应自然法则,以“无为”为行事准则,不要以“成功”自居。这便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自然无为”之教。

老子的思想接班人庄子也是“自然无为”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则阳〉篇说:“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些话,简直就是老子言论的翻版。但庄子及其门徒更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故《庄子》书中往往以生动的寓言故事和形象的比喻揭示深刻的哲理。〈应帝王〉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说的是东海之帝与北海之帝为了报答中央之帝(名叫“浑沌”,自然的象征)而无事生非地为之开凿“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其寓意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排除人为。〈胠箧〉篇中有一段反对用智呈巧的话:“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这说明,作者是反对使用机械技巧改变生态环境而主张保持自然无为状态的。

客观地说,老庄一派道家从保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人们应当顺应自然法则的角度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人们如果不顾自然规律地去开发自然资源,就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人类自身也将因此受到惩罚。然而,人们难道只能听凭自然摆布、在自然面前毫无作为吗?非也。且不说为了更好的生活,即便是为了起码的生存,人们也必须开发自然资源。所以,老庄道家纯任自然、反对人为的“自然无为”之教是偏于消极、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

比较而言,秦汉之际的道家黄老学派虽然也坚持“清净无为”的基本立场,但较之老庄学派要积极得多了。黄老道家以老子的道家基本理论为基础,而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法家、儒家的积极有为思想。例如,作为黄老学派代表作的马王堆帛书《十六经》就说过:“夫作争者凶,不争也无以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就是说,主动盲目去争固然要受惩罚,但纯粹消极的不争也不会成功。顺应自然规律去行动就兴旺,违背自然规律就是死路一条。能做到不违背自然规律,就能保住既有的成功。所以,黄老道家强调要“静作得时”,要求人们做到“应动静之化,顺四时之度”(见帛书《十六经》、《经法》)。这种适应自然、因时制宜、适度开发的思想就比较接近儒家的中庸之道了。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先秦的法家是激进主义或曰极端主义者,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史记·平准书》记载: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责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这一句“尽地力”,就把法家的激进主义生态观揭露无遗了。通过变法帮助秦国走向“富强”之路的商鞅是主张“尽地利”的。《商君书·算地》所谓“夫治国者,能尽地利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就是明证。

当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自然资源远未开发的时代,鼓吹或推行法家的“尽地力”或“尽地利”的政策主张是有积极意义和历史进步性的。然而,当生产力高度发达、自然资源已被大量开发并且面临枯竭危险、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而必须大力保护的现代高科技时代,法家的“尽地力”或“尽地利”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甚至是反动的了,因为它只是片面地诱导人们向自然索取,与自然争利,而缺少节制开发、保护生态的思想观念。

在当今时代,人类一方面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必须认识自然规律、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利益服务,因此,人类追求现代化、不断开发自然资源的欲望与行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道家纯任自然、无为不争的生态理论罔顾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因而是不足取的,而传统儒家所说的“知天”“戡天”“君子自强不息”“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天人关系理论则是积极可取的。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的局限性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因此,必须周全慎密地思考与顾及人类生存的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采取适度开发、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与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法家那种可能导致生态严重失衡的“尽地力”或“尽地利”之教是不可取的,而儒家的“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生态观则完全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止是可资“借鉴”而已,而且应当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发扬光大。这便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及其生态观的现代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