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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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1944年10月—  ),浙江淳安人。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等职。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创会秘书长、国际儒联荣誉顾问等职。撰著出版了《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吴光说儒》《国学新讲》等10多部专著文集,并主编《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部古籍整理著作与《阳明学研究丛书》《儒学普及小丛书》等专著丛书,另主编20多部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在儒学、道家、浙学、阳明学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

2020年1月12日,吴光先生以75岁高龄不远千里远赴湖南汨罗屈子书院讲学,以其温柔敦厚的儒者风采感染了现场200多名观众与在线45.8万粉丝。吴教授讲学有感而作记曰:“己亥岁腊月十七日,余赴宁波作阳明讲座,当日乘高铁行五千余里至湖南汨罗屈子文化园,次日上午参观屈子祠,下午在屈子书院讲‘儒学与中华家文化’,由凤凰网湖南频道作现场直播,据说在线听众近五十万,可谓盛矣。故撰此联,以资纪念。屈子者流放汨罗,行吟江畔,泣赋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也。延陵苗裔、青溪逸民吴光谨记。”并撰对联一幅:

追溯两千年,屈子风采争日月,忧国忧君忧民困;

奔波数万里,布衣学问播华夏,弘道弘德弘人文。

在即将回程之际,我于屈子文化园卜居客栈对吴光先生进行了访谈,再次领略了先生博学多才,诲人不倦,传道不息的精神。《论语》所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概描绘的就是吴光先生的这种境界吧。

 

王琦: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在您求学的过程中,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光: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不算是书香门弟,家里没什么书,我的国学启蒙是从父亲与兄长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我们村当时有一个秀才叫吴顺理,是我的叔叔辈。他是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的亲炙弟子。章太炎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我这位叔叔听了章太炎的国学讲习后,发奋要注《论衡》。但因为太用功,书还未注成,便得肺痨去世了。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他们家人看见我喜欢读书,就将王充的《论衡》送给了我。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反复地读《论衡》,虽然起初看不太懂,但还是感受到这本书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应该说我从王充的《论衡》开始对中国的思想史有所了解。

我们当时读高中时语文课本里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从新安江移民到浙江桐庐县富春江公社(今严陵乡)的,正好碰上共产风,家庭非常困难。当时在农村也看到了很多不公平问题,比如那个时候干部的命令主义与官僚作风等。因此在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时,开始对社会改革有所认识与思考。

进入大学后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真正全面了解传统文化还是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以后。因为我从初中开始读王充的《论衡》,所以1974年在宜春党校学习时写了一篇论文《论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是针对在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背景下,将王充视为法家而发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将王充作为法家的杨荣国,认为王充是儒、道、墨、法家思想都兼而有之。这文章在文革时是发表不了的(被人民日报退稿了)。1978年我准备报考研究生。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就给侯外庐先生写信,由于自己手头没有《中国思想通史》的书,因此冒昧希望侯老先生赠一部。同时将自己写的王充论文寄了过去。外老看完后,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就叫他的秘书黄宣民同志给我寄一套《中国思想通史》。但由于寄得晚,所以直到报名截止时,我还没有收到书,因此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时与历史系还没分开),第二志愿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专业。所以人家都觉得很奇怪:你第一志愿是人民大学清史所,怎么第二志愿就跨到思想史呢?我说我本来就是想考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但因没有条件,所以报考人大清史所了。当时人大招生的导师是戴逸先生与尚钺先生。复试时,戴逸先生看到我论王充的文章,对我也比较感兴趣。就问我:“如果将你招进来,您对通史更有兴趣,还是对清史更有兴趣?我说:“我对思想史感兴趣,如果分开的话,最好能进历史系。”后来他们就尊重我的意愿,将我分到历史系(人大中国哲学专业1978年没有招生,是从1979年开始招)。在读期间,戴逸先生一直都很关心我。后来他做国家清史项目时,因我对黄宗羲有些研究,所以就让我做浙东学派与黄宗羲,这样我就进入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

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论道家黄老之学”。最初,我导师郑昌淦教授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些疑虑,觉得黄老学资料太少太杂,前人语焉不详。我说:“正因前人语焉不详,我欲语焉详之。”于是说服了导师。等我论文做出来之后,导师很高兴,认为我取得一大成就,说我不仅能搞思想理论梳理,而且还能够做考证。认为我黄老之学的论文,兼具考据与理论之长。我导师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格,寄与的期望也比较大,当时请了六位教授组建了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分别是人大哲学系石峻(主席)、北大张岱年、中国社科院邱汉生(兼书面评审)、李学勤(书面评审)、历史系郑昌淦、曾宪楷六大教授。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也比较成功,李学勤先生评价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是“征引广博,论证详密,有独创意见,不落前人蹊径”;张岱年先生认为是“迄今为止道家黄老学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石峻先生的书面评语是“较之前人有所突破”。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我很快就写成一本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出书时请邱汉生先生写序,他在序中说此书是“蓬勃的理论勇气和绵密的考证相结合的良好学风,一扫空疏、因循的陋习”。老先生的赞誉与鼓励,也是对一个中国思想史研究新兵的鞭策。

在《黄老之学通论》中,我对道家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将黄老之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老学阶段,包括老子和他的弟子(如关尹、列子);第二个阶段是新老学阶段,包括以庄子为代表的楚国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学派;第三个阶段是黄老学。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确有一些新意,树立了黄老之学的评价标杆,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论道家之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么,吸收儒、墨、名、法、阴阳的思想是不是老子的呢?老子是反对儒家的,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的学说与儒家是不相容的,也即司马迁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既不是老子,也不是庄子的,而是黄老道家的。所以我以此就确立了评价黄老之学的标准,由此展开去衡量秦汉之际一些著作,如《黄老帛书》、《吕氏春秋》、《鹃冠子》、《淮南子》,我都把他们列入黄老的系统去研究,这对后来道家的研究很多启发。我这部著作较之前人,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梳理了道家发展几个阶段的历史;第二是确立了黄老学说的评价标准。我批判了郭沫若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稷下道家学派不符合黄老学派的标准,它充其量只是吸收了儒、墨的思想,既没有因阴阳之大顺,也没有撮名法之要,所以稷下道家不属于黄老学派。当时,很多人既吸收了我关于黄老之学的标准,同时又接受了稷下黄老学派之说。比如湘潭大学的余明光先生研究《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其实《黄帝四经》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所谓《黄帝四经》是指马王堆出土的四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六经》一篇是讲黄帝的,另外三篇没有讲黄帝,而且体裁不同。如《称篇》是各种语录汇编体,既没有黄帝之言,也没有黄帝君臣之言。《经法》与《道原》,也没有讲黄帝。《十六经》,有些人说是《十大经》,我当时请教李学勤先生,后来定名为《十六经》。我确定的黄老之学标准,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面所提出的道家的标准,那个道家不是老、庄,而是黄老。第三,是扩展了黄老之学的研究视野,所以我的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后来研究道家的人一般都要读我这本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等13家杂志与报刊发表了对此书的肯定性书评。

 

王琦:您最初做的是道家研究,请问为什么会转向儒学研究?

吴光:后来我怎么转到儒家的呢?读研究生期间,我通读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左传》《国语》等书。那个时候特别想读书,每天晚上都搞得很晚,我熬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这时的广泛阅读,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的学术研究是从王充的《论衡》开始的,然后到董仲舒,再到先秦诸子。当时导师想让我做董仲舒,我认为研究一个人不如研究一个学派,所以就说服了导师,做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不仅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个学派,其中牵涉到了诸子百家中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六家,都需要去认真了解。因此打下了诸子学、儒学研究的基础。后来因缘际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浙江去,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的标点整理,还开了一个黄宗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受到了香港刘述先先生的推荐,到新加坡的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做研究。新加坡的东亚哲学所是以儒家为主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儒家哲学做为自己的研究题目,从1988年4月到1990年1月,我将近做了两年,最后提交了《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专著成果。我是第一个在学术界把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的学者。我的这个思想是继承新儒家思想而来,比如说新儒家的牟宗三着重突出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道德理想主义,而新儒家的另一代表唐君毅则是将儒学概括为中华人文主义。我认为儒家既是道德的,也是人文的,所以我就提出了道德人文主义这个说法。在新加坡的两年,我对儒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当时所有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还没解禁,但在新加坡已经比较齐全与丰富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写成了这本书。从此以后,我学术研究重点就主要放在了儒学领域。

 

王琦:我发现您是国内较早提出应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的学者,请问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关注并提出这一问题的?

吴光:儒学又牵涉到国学问题。 2009年,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的团队批判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君主专制就是一个王权主义。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呢?由于受到文革批儒的影响,他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都当作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所以他批王权主义就连带批了儒家,否定儒学、否定国学。当时有人主张振兴国学、恢复国学,刘泽华就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倡导国学几个问题的质疑》,认为国学不宜列为一级学科,理由是国学概念、国学学科都是比较含糊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穷尽国学。我就写一篇文章批驳他,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就叫《历史的误读与历史观的偏颇》我对刘泽华所谓的王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评,对他的反国学论也一一加以批驳。我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穷尽国学这话是对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作为个人而言确实都无法穷尽,只有通过大家集体努力才可以接近穷尽。虽然都不能穷尽,但不能因此来反对国学,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是博大精深、无法穷尽的。

另外,对于刘泽华所说国学的边界不齐、不清楚等问题,我认为国学是有边界的,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对国学的定义。关于学科分类的问题,我认为一级学科可以叫国学,二级学科可以用经、史、子、小、文、艺六个字来概括,包括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艺术等门类。那么三级、四级、五级学科有没有呢?都是有的。不管哪门学科,你能够分到几级,国学就能分到几级。比如国学的二级学科是经学,可以分为汉唐经学、宋代经学、明代经学、清代经学与当代经学。史学就有先秦史、两汉史、隋唐史等,不都是可以作为三级学科的吗?如再分的话,就可以分为农民史、战争史等,不就是四级学科吗?国学完全可以分学科,甚至几级学科的,它的界限也是清楚的。当时的《文摘报》用了一千多字来转载我的观点,具有较大的影响。我和人民大学的梁涛、韩星教授写了三篇文章批驳他们反国学的三篇文章,当时很多人往《光明日报》投稿,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光明日报》有点害怕,因为当时提倡不争论,所以就刹车了。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刘泽华又发表一篇文章,然后我也又发了一篇,跟他商榷。其实我跟刘泽华还是有一个共同渊源的。刘泽华他是崇拜侯外庐的,被当做是大范围的侯外庐学派;我也是崇拜侯外庐的,被当做是侯外庐的私淑弟子。学术归学术,人格归人格。在私底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曾经还到刘泽华的家里去拜访过他。刘泽华去世的时候,我还写了唁电。但在学术上,就像鲁迅所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是一种学术的风格。

 

王琦:您在国学普及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请问您的研究对地方或国家文化战略产生过哪些影响?

吴光:我关于国学做了不少演讲,主要收在了我的《国学新讲——吴光演讲录集萃》。其中《谈谈“中国哲学”与“浙学”的若干问题——与浙江省委书记谈国学》是2005年6月6日我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讲中国哲学的前沿问题与浙江的文化建设问题,内容包括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哲学的内涵、当代定位、儒家核心价值观论述以及普世价值、现代价值等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五点建议。讲座结束时,习近平同志评论道:“浙学这篇文章要做深做大,我们讲浙江精神不能看一时一事,一时一地,应该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角度去看,应该将浙江的历史、现在与创业精神结合起来”。而关于我讲到的普世价值问题,习书记没有做评价;但对核心价值观问题,他说:“吴光先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论述很有深度”。习书记到北京后讲核心价值观,其中仁爱、民本、诚信、和谐可能是从我的讲座中得到启示的。但是,领导人都是集思广益的,不只是一家之言,所以不能说我对他有什么影响。某些方面可能有一点影响,但不是全面的。2005年时《钱江晚报》采访我,想要宣传一下这次讲座,我委婉地拒绝了。后来,我还帮浙江省纪委策划了一套廉政丛书,叫《廉政镜鉴丛书》,总共六本,省纪委副书记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我自己主持两本,一本是《古今廉文》,一本是《中国廉政史话》。请习近平书记为我们写了一篇《廉政镜鉴丛书》的长序。

关于与温家宝总理的交集,源自于2005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史晓风先生将我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增订本送给了温总理一套,温总理收到书之后,就写了封信给史晓风先生,说:“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这件事是戴逸老师告诉我的,我看到这封信之后,觉得很好,因此就推动这封信的发表。但这封信的发表还需要中央办公厅的批准,所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不敢发,他们说没有中央的指示我们不发的。领导的信不是你想发就能发的。于是,我就给温总理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够同意发表这封信。温总理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即复信,说“不但可以发消息,也可以发手迹”。但温总理同意了之后还是不行,仍然需要中央办公厅批准。我便利用给习近平书记讲课的机会,做了一个准备,讲了十分钟黄宗羲,并把温总理的两封信和我的一封信给习书记看,习书记当场就做决定说:“这是一件好事,应该尽快争取在浙江发表。”他就跟现场陪同的李强、舒国增等同志说:“你们该走的程序走一走,根据吴光教授的意见,争取尽快发表出来。”浙江省委办公厅第三天就将请示文件报到中央去了,一个星期就批复下来同意发表。后来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看到温家宝发表的这封信,就专程跑到杭州来采访我,我给他看了温家宝的两封信和我的一封信,并谈了我对黄宗羲的认识。然后《亚洲周刊》用通栏标题《温家宝评价黄宗羲的玄机何在》予以刊登,对我访谈的通栏标题是《从民本到民主——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道路》。温家宝关于黄宗羲的一封信在当时确实形成一定的影响。之后,我与余姚市委领导联系,于2006年3月在余姚开了一个“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大会秘书长,并主编出版了以《从民本到民主》为题的会议论文集。因为上述因缘,习近平书记给我们这次会议写了一封贺信。

 

王琦:您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您能不能用几句话概括国学、儒学、道学、阳明学、浙学的基本精神与内涵?

吴光:我对国学的定义是以儒学为主导,以儒、佛、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之学,涵盖经、史、子、小、文、艺等学术门类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主体性。我们的国学是以儒学为主的,而儒学是道德哲学,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二是关怀人民,是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是以仁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一种人文精神。三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学历来强调爱国的传统,从屈原开始到苏武,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张煌言,再到近代如林则徐等,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四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精神。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一种多元和谐并包的精神。五是克己奉公的廉正精神。六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力行实践的精神。

儒学精神是孔子所奠定的、由历代大儒所阐明与发展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具有五大基本特性:一是道德理性。所谓道德理性,就是确立道德的主体性地位。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理想以道德为依归。二是人文性。儒学特别强调以人为本,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为根本任务,关怀人的生死存亡。儒学重视社会的安定和谐,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就君子人格。 三是整体性。儒学以整体宏观地把握自然、社会、人生为理性思考的方向。儒家的大同就是“太和”,是追求最高的和谐境界,即整体和谐。四是实用性。儒学的实用性表现为经世致用、修己安人,这些都是要求将道德修养落实到安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事业中。五是开放性。表现为重视兼容和谐、与时俱进,重视开放和变革。儒家认为“文” 与“质” 的关系是辩证的。儒学就是抱持文明进化的历史观看待历史的,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历史观。

道家就是由老子所奠定,由庄子和稷下道家所发展,由黄老道家所转型的自然无为之学。道家的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道法自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道家,比如有老子时代、庄子时代、黄老时代的道家。老子和庄子是纯任自然、反对有为的。关于无为无不为,我曾经有一个考证。“无为无不为”是黄老的思想,主要见于《论六家要旨》《淮南子》与《黄老帛书》;“无为无以为”是老、庄的思想。马王堆的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无为无以为”。“无为无以为”是无所依凭而为之,不是人为加工的,而是自然为之。而“无为无不为”,则有人为的、主观作为的因素。

“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由其后学所丰富发展的,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运用的良知心学。很多人讲王阳明只讲“心即理”,其实“心即理”这个口号不是王阳明,而是陆九渊的。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但又进一步发展、探讨了“心”的本体。陆九渊讲“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阳明进一步探讨了心之本体是什么?早期程朱讲心之本体是心之性,是“性即理”,王阳明在农场悟道的时候继承了程朱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但是他又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即理”思想,最后在江西提出良知本体论。良知就是心之性,良知就是心之本体,良知即天理。“良知即天理”这个命题一提出来,就超越了陆九渊的心学。所以我说王阳明的心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学,而是良知心学。我在论述王阳明的时候,特别强调他的明德亲民思想。亲民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应用,现在很多人在讲王阳明时往往就忽略了他的亲民思想,只讲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这几点,包括陈来、杨国荣都是这么讲的。我较之以往的研究,在两点上有突破,一是强调良知即天理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强调明德亲民的政治应用。王阳明的明德亲民思想就是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亲亲而仁民”的进一步发展。

王阳明的根本精神就是良知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因为良知实际上就是道德,道德之善也就是善心。王阳明的“良知”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善”,也就是道德之善。致良知就是一种道德的自觉、道德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知行合一是一种道德实践,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是从广义上把它理解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是理论,行是实践,这个理解有点偏离了,但大方向也没错。其实王阳明讲的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不可分离。第二是人文主义精神。王阳明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对《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所谓“三纲领”的解说。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有资格当民之父母的,就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从传统的民本到王阳明的亲民,再到现代的民主和新民本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的解读是从传统的民本走向现代的民主的一种论述。因为人民为中心,就蕴涵人民主宰的思想,人民起主宰作用就是民主,权力在民而不在君。

“浙学”也是我的一个研究领域。我对浙学的解读就是把它分成狭义的、广义的和中义的。狭义的“浙学”指的是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的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可以上溯到王充的《论衡》,我是在几十年以前就是这样子写的,1993年我到台湾去做研究的时候,论“浙学”就以王充为哲学的鼻祖,有学者接受了我这个观点,也从王充讲起,但是当作自己的“原创”。中义的“浙学”是上溯到王充,形成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开新于近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的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浙学”的基本精神:我用“民本、务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概括。又用五个思想命题概括:一是“实事疾妄”的精神。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这句经典名言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汉书》,其实它是源自王充。王充是班固的师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关系。王充拜了班固的父亲班彪为师,比班固大五六岁。据史料记载,一次王充摸着班固的头说:“此儿必有长进。”王充与班固是同门,这是肯定的。王充到洛阳太学的时候,班彪是太学的老师。班固提出了“实事求是”,而王充是论“实事疾妄”,所谓“实事”就是实事求是,“疾妄”是批判虚妄。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我认为王充的“实事疾妄”更加值得宣传。我写的第一篇文章《王充“效验”论浅析》于1980年发表在四川《社会科学研究》上,我就提出了“实事疾妄”是王充学说的根本宗旨。1983年,又在《学术月刊》上以《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实事疾妄》为题发表专题论文,这个观点也为好几个知名学者所引用。二是“崇义养利”的精神。朱熹批评浙学专讲功利,实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浙学偏重于“功利”,但叶适提的命题是“崇义以养利”(见明杨士竒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五十五“治道”引叶适言)和“利者义之和”(见叶适《习学记言》),并非专言功利。三是“经世应务”的精神,以黄宗羲为代表。四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尽管是作为北大的校训,但蔡元培是浙江人,也可代表“浙学”的精神。“浙学”精神与“浙江”精神是不一样的。“浙学”精神是一种学术精神,而“浙江”精神是一种政治精神,是从政治上去谈当代的创业精神。所以不一样,可以将“批判”二字去掉。但当代“浙江”精神也源于古代“浙学”精神,两者有同有异。

 

王琦:请问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您对当前出现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书院热等现象有什么看法?对我们当今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人,有什么建议?

吴光:国学热、儒学热、传统文化热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说是必然趋势?从五四以来,由于过分批判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文革之后需要拨乱反正。文化复兴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在给习近平同志讲课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世界开放。对世界开放,必然要加强文化交流。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与别人交流呢?如果只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别国交流,人家不跟我们对话。只有用我们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孔子的思想与世界交流,才有共同语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套在我们国家可以行之有效,可是拿到国外去交流,就缺少共同语言了。因此,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是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必然要求,这是国学热、传统热产生的时代背景。

其次,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重建道德价值、道德观。中国处于贫穷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发展文化,但是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强起来、富起来了,就需要知礼节、知荣辱。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崛起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复兴中华文化、复兴国学是历史必然的要求。此外,由于我们搞市场经济,西方的功利主义也渗入到我们的思想中来,造成了唯利是图、道德滑坡现象,需要我们重建道德观、伦理观、文化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复兴传统文化是现实的必然要求。我在2011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讲了儒学复兴的十大标志。体现为各种儒学会议、儒学组织、儒学论坛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孔子学院推广到全世界;各地孔庙、书院的修复等都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从儿童到成人读经活动的普遍开展,各种各样传统文化丛书的出版,如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编撰的《儒藏》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形式。但传统文化复兴最主要的标志有两个:其一是政府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政府过去对传统文化是反对的、批判的、观望的,之后是逐渐支持,现在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都是积极参与的态度。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都做了深刻的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复兴的标志。其二是我们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与国学的元素越来越多。如2014年习近平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在意识形态中,从实事求是,到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新六德”,儒家与传统的元素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基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要开始重新建立起来了。而重建的核心价值观必然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复兴的标志。

中华文化复兴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特点之一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过去总是从上到下,自上而下灌注式的,而现在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式的。比如说各个地方修建孔庙、修建地方文化标志等,还有像你们屈子书院、屈子文化园,是基层有这个意识与积极性,而不是上面叫你修屈子文化园。所以这次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就在民间,它身后的力量也是在民间。如现在有不少企业都办了国学班、国学中心、国学院等。第二个特点是这次复兴是应用性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政治、经济中运用?如关于儒学与企业的发展、道家与企业的发展、佛家与企业的发展,国学与企业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都是具有应用性与实践性的。很多人也许会问,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用?对我的工作有什么促进?其实从修身立德、齐家立业,然后再到治国平天下等,处处都用得着儒学、国学,所以说我们这次国学复兴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因而时间也会持续得比较长久。在天安门曾经树立过九米五高孔子铜像,我曾经将它当做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之一写进了文章里面。虽然孔子像只树了百天左右,但我认为总有一天它会重新树立。因为在孔子以前,文化由孔子所总结;孔子以后,文化受孔子所影响,只有孔子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关于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我曾经写了篇《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的文章,后来被《新华文摘》改名为《当代儒学发展的新方向》转载了。其中提到了几个发展方向:第一是生活儒学。儒学见之于生活,生活中应用儒学。其实生活里面处处有儒学,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其实也是儒学的一种具体形态。第二是民主仁学。现代化必然是要走向民主的。民主的价值观与我们传统仁学价值观是可以打通的,所以我提出建构“民主仁爱为体,科技礼法为用”的新体新用新儒学,这是有发展前途的。我关于民主仁学的文章出来之后,“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了。而且1999年在台湾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十一届年会上上,主编沈清松从127篇文章里选了27篇,我的就是其中一篇,约有两万多字,标题就叫《从仁学到新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在这里我提出了民主仁学的发展方向。第三是儒教的发展方向。有些人主张建立中国国教,我认为这个不太切合实际。中国历来都没有建立一个国教,那么现在能够建立一个国教吗?也没办法建立。如果把儒家立为国教,马上就会与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马列主义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所以建立国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个新儒教思想在民间还是有市场的。民间有许多人拜菩萨、拜孔子,将孔子也当做菩萨来拜,这带有宗教信仰性质,你也不能不承认,想压也压不住。此外,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家学说也有一定的市场,但是现代新儒家也有他们的局限,它是一种精英的学问、课堂上的学问,不能够成为大众理性,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建立新体新用的新儒学,这样的新儒学才有前途。这是我对儒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关于对传统文化的建议,其实有些大家都是共同的:第一是普遍地读书,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多读一点历史书,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够展望未来。同时要多读经典。读经典要有选择性地读,要读儒、佛、道的代表性经典,如精读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佛教的《坛经》等。比如说《二十五史》、《四库全书》能够通读的有几个人?现代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是通读了《四库全书》的,普罗大众只要选读、精读就可以了。第二,普遍地讲学。讲学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公开地办讲坛、办书院。与之相关就是恢复书院、恢复孔庙。孔庙既是祭祀的场所,也是加固我们信仰的场所;书院是普及教育,普及儒学与国学的好场所。第三就是通过各种形式,让国学、儒学进课堂,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现在只讲中小学加强教育,其实在大学尤其需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开展多层次的经典教育。第四是重建敬畏信仰。我在讲重塑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时讲的“一道五德”的最后一德就是“敬”。敬有多重涵义,有敬天、敬祖、敬师、敬业、敬畏等等,核心是敬畏。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所以没有信仰。这种说法不对。中华民族历来是有信仰的,这种信仰就包含在“敬畏”意识中。孔子提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这个畏就是敬畏,不是恐惧。天命就是客观规律。孟子又补充了孔子的三畏,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几希”就是人是讲道义的,禽兽则无道义可言,这是对道德的敬畏,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对历史的敬畏。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这是对民心的敬畏。总起来说,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发展中确立了五大敬畏意识,即对天命、圣人、道德、历史、民心的敬畏,这就是信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 “怀疑一切”、“无所畏惧”的极左思潮破坏了这种传统信仰,所以现在有必要重建敬畏意识:一是敬畏天命,即尊重客观自然的规律,提倡“万物一体,和谐用中”的中庸生态观;二是敬畏圣贤,敬畏历代圣贤的教诲与品格;三是敬畏道德,对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仁道与义、礼、智、信、忠、廉、和、敬等常用大德,要敬畏,并身体力行;四是敬畏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五是敬畏民心,要敬畏人民的力量,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时刻铭记“君者舟也,庶人者(百姓)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道理。如果确立了这五大敬畏意识,也就确立了文化自信与国家民族的道德信仰,是不需要任何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来填补的。(采访人:王琦,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