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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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光执行会长

各位理事、各位会员:

关于儒学发展的新态势和新方向,实际上我去年已经在会上讲过。去年讲的儒学复兴标志,讲了十个方面。第一是儒学的会议连绵不断,第二是儒学组织如雨后春笋,第三是孔子学院遍布世界,第四是各个地方恢复孔庙,书院,传播儒学,第五是各个地方树立孔子与大儒的铜像,第六是各个地方的儿童、成人读经活动普遍展开,第七是各种儒学的期刊(包括电子期刊)和出版物大量涌现,第八是儒学的会讲、讲座遍布全国,第九是各级政府领导人对儒学的态度正在改变,第十是主流意识形态增加了许多儒学元素。

这一年多来,又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动向。首先一点是当今时代的特点问题。关于时代特点其实没有大的改变,一个是全球化产生的新特征,互联网遍布全球,这个带来了交流方式、沟通方式的改变,形成了思想文化的一些变化。再一个就是自由贸易涵盖全球,我们跟许多国家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还有美国为首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协定TTP,这一切对思想意识都有冲击。文化方面世界各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化不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互动的、互补的,甚至也有批判的、互斥的一面。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大国,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这几年的发展也是相当迅猛的。过去我们说1978年以后是改革开放的时代,2010年以后则进入和平崛起的新时代。从这几年态势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在谈论新型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等,这些也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然世界的态度也不一样,有友好的也有不友好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带动亚洲经济带,甚至欧洲经济带,比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再一个就是亚投行,在金融领域,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龙头经济体。中国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反腐败,不仅是在国内深得民心,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中国梦,也越来越得到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政策,虽然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但实际上他是遏制不了的。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国际方面的形势。

在国内则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个文化热,那个文化热在当时其实是西学热。文革以后我们面向世界,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那个西学热以电视连续剧《河殇》为标志。当时提出了“走向蔚蓝色文明”口号,认为黄土文明落后了,要走向海洋文明。所以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文化热。儒家文化在八十年代还是受批判的,甚至受到排斥。1988年在新加坡开的一次儒家文化研讨会,当时有不少人,像金观涛、包遵信他们参加会议,就非常强烈的指出儒家文化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现在兴起的文化热比起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可以说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新儒家、新佛家和新道家出现。尤其是习总书记执政以来,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有这么几次,第一个是2013年8月19号,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中华文化的“四个讲清楚”,其实四个讲清楚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讲清楚,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讲清楚。第二个是2013年11月26日,在视察曲阜的时候,和曲阜的一些学者以及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座谈时,发表了讲话,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出了“以德兴国、以文化人”的治国战略。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第三个讲话是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学习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六德观念,我把他概括为“习六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不一样,他说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六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来提炼,这是概括得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的一种补充。2013年在曲阜关于“中国梦和儒家文化”的研讨会上,我在《“中国梦”的思想解读与儒家的历史使命》发言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有仁爱的精神,但是没有“仁爱”这个概念,而仁爱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应该做一些补充论述。当时我提出了这个意见,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第四个讲话是2014年9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系统的论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积极作用,以及对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重要启示。他说,以儒学为主导、多元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总书记讲了十五条,第一条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主要是道家的思想。后面的十四条主要是儒家的思想。这次讲话非常重要,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主导、多元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十五条启示,这是值得我们反复去领会的。许多人说儒学在当代有什么现实意义啊?有什么现实启示啊?总书记在这个讲话里面就讲了十五条,包括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和而不同、经世致用、清廉奉公等等。

所以这些重要的讲话就标志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正面面对儒家,可以说现在进入了一个尊儒的时代,但又和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不排斥其他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尊儒而不独尊,尊孔而不神化孔子”的时代。北京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八十年代有一个概括,他说清末以前是尊孔的时代,民国以来是反孔的时代,我们是研孔的时代。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研孔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进入了新的尊孔时代。但过去是把孔夫子神化,现在的孔夫子是个人,是个圣人,但不是神。所以我们并不神化孔子,我们进入了一个尊儒尊孔的新时代。这是我们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的一个重大标志。这是我对当今时代特色的一个理解。

第二点是儒学复兴的新态势。前面已经讲过儒学复兴有十大标志,这是我在2010年提交韩国成均馆大学的国际儒学研讨会上的文章,后来在2011年第1期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即《中国当代儒学复兴的形势与发展方向》,提出了十大复兴标志。对于现在儒学复兴的新形势,我从五个方面来概括:

一是最高领导带头尊儒、尊孔、尊王阳明。过去我们没有一个领导到曲阜去发表讲话,尤其是没有发表尊儒的讲话。还受到过去那种批儒批孔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个到曲阜去发表尊孔尊儒讲话的领导人,他号召要宣传我们的孔子,宣传儒家文化。还有就是带头尊王阳明。现在阳明学已经成为一个显学了,这个显学是怎么起来的?我们过去几十年浙江的学者和全国的学者大家都努力研究王阳明,编《王阳明全集》,编《阳明学研究丛书》,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几次讲了王阳明以后,全国上下对王阳明都非常有兴趣。2011年5月,习近平当时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是全面理解王阳明如何践行知行合一的一个讲话,还有两会期间对贵州代表团的讲话。去年总书记又到了贵州讲王阳明,对贵州的阳明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开阳明学研讨会。我昨天上午在余姚参加了宁波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座谈会,谈“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最近在江西、贵州、广东都要开阳明学会议,所以我认为最高领导带头尊孔尊儒尊王阳明,这是儒学复兴的新现象。

二是省级儒学会遍布全国。我们浙江省儒学学会带头做了一件好事,这件事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就是我们在2013年发起召开了“全国省级以上儒学社团的会长联席会议”,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常态了,定名为“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2013年在杭州开,2014年由中国孔子基金承办在曲阜开,2015年在贵阳孔学堂开,2016年将在陕西西安开。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的论坛,比如去年由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在兰州举办了“丝绸之路文化论坛”,这也是纳入我们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的一个活动。今年不但是西安开年会,也在安徽办论坛。参加这个联席会议的省级以上儒学社团越来越多。2013年只有37家,2014年扩展到44个,2015年扩展到50个,今年可能还要更多,比如说江苏省儒学会刚刚建立,上海市儒学会是去年建立的,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论文集,定名为《中华儒学论丛》,中国孔子基金会推我和牛廷涛副秘书长做主编,每一届主办单位负责人做执行主编。

三是孔子学堂像雨后春笋发展起来。中国孔子基金会制定了一个“千堂计划”,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建立一千个孔子学堂,我们浙江已经有好几家在联系了,有的已经挂牌了,就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导建立的孔子学堂。我们浙江打算跟基层的文化礼堂结合起来,推广孔子学堂。

四是阳明学成为显学。习近平论王阳明,尤其是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讲了十多次,前些时候中纪委的方正出版社约我去做了一次访谈,主要以习总书记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纽带,关于阳明思想的一个论述。最后发展到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当然还需要论述,现在已经有文章开始论述了。我现在还刚刚有所理解,从养德养心开始,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党性锻炼,应该吸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所以叫共产党人的心学。

五是干部学儒学、学国学的积极性大增。我们浙江省儒学学会组织策划了《干部儒学读本》,是我与王宇、王晓华副秘书长合作编著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都发表了知名人士的书评,比如《光明日报》发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的书评,《中华读书报》是贵州省文史馆馆长、贵州文联主席顾久先生发表的书评,《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的是国务院参事室文史司司长、中国国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文亮同志的书评。这几个书评一发影响就比较大,销量也比较大。看来我们《干部儒学读本》这样一个策划是受到广大干部欢迎的。

第三点想讲一下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形态。当代新儒学是从现代新儒学继承而来的,现代新儒学有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新仁学等等,这些形态都有一些当代的继承者。在这些形态里面以新仁学比较集中,比如杜维明先生的“文明对话论”、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论,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还有郭齐勇等先生的“民间儒学”论。我也提出一个“民主仁学”论。这是仁学的各种形态。新心学也别开生面,从陆王心学到现代新儒家的熊十力、牟宗三的新心学,一直到习近平最近提出的“共产党人的心学”概念。马一浮新经学也后继有人,尤其是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刘梦溪先生,他特别推崇马一浮的六艺论,所谓的六艺论,就是六经论,国学就是六经之学,也就是新经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梦溪也可以说是新经学的继承人,还有陕西师范大学的许宁教授也推崇马一浮的新经学。各种儒学的论述可以说非常踊跃,竞相出台。比如说台湾林安梧的“后新儒学”、“公民儒学”论述,山东社科院文化所所长涂可国提出的“社会儒学”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提出的“民间儒学”论,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提出的“生活儒学”论,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提出“教化儒学”论。还有深圳行政学院的蒋庆先生提出的“政治儒学”论,也算是一家之言。这个“政治儒学”论其实是一种“新儒教”论,新儒教有好几个人提倡(如陈明、秋风等)。我是不同意蒋庆等人的“新儒教”论的。最近在网上有一篇微信,是我本来应约写的一篇文稿,批评台湾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家的评论,他把蒋庆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我是反对这种概括的,因为蒋庆不能够代表大陆新儒家的各个流派,而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学论也是我所反对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不可能实现。我自己提出一个民主仁学论,在我们的《儒学天地》上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在一些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我就不多谈了。总之我认为,当代儒学的发展应该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现代,其发展方向是多元发展、和而不同的。关于儒学发展的新态势和新方向,我就大体上讲这些,欢迎大家批评指教。谢谢!

 

                                     (学会秘书处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经吴光执行会长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