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时间:作者:

               

                               董平教授

 

尊敬的各位学会领导、各位理事:

受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吴光先生的嘱咐,让我谈一谈王阳明学研究的现状,我对此非常感谢!不过非常抱歉的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杂乱,我没有来得及把应说的内容写成文字,准备不充分,所以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很可能挂一漏万,并不完整,敬请各位谅解!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思潮兴起,特别是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讲话中涉及王阳明的思想,阳明学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了一种新面貌,差不多已成为时下的“显学”。对于当前阳明学的研究状况,如果要做一个完整概括的话,那是需要做细致的文献梳理工作的。我下面所说,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概括,而只是就学术界的基本研究状况来做一些概要性的说明。我主要讲三个方面,最后谈一点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今天人们或许会有一种错觉,以为王阳明的研究突然“热”起来了。其实学术界从来都没有停止关于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会关注到王阳明及其哲学思想,“王学”也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领域。但只要做简单回溯,我们就的确可以清楚地发现,建国以来关于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前后是经历过态度上的巨大转变的。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一直都被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典范而受到批评。上世纪80年代之前,王阳明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并不是从正面意义上去阐述阳明学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予以批判。“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随着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反思以及全面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逐渐回归到一种正常状态,阳明学的研究也随之升温。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邓艾民先生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杨国荣的《王学通论》、陈来的《有无之境》相继出版,这些专著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关于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新高度,同时也推动了王阳明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就当前的基本状况来说,除了在中国哲学框架之内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以外,更加值得关注的一种状况,是多元视角与新研究方法的融入。王阳明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不再被仅仅当做是宋明理学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与西方哲学实现了视域上的融合。最为显著的是现象学方法的介入,并且这一方法的采用似乎正在变得流行起来,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能别开生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士伯尔尼大学耿宁教授撰写的两卷本《人生第一等事》,这部作品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也有耿宁的弟子、中山大学的倪梁康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着的主要以现象学角度切入的阳明学研究,似乎预示着“现象学的阳明学”正在形成。的确,除了现象学方法以外,存在主义、心智哲学、过程哲学、诠释学等不同维度的切入,正在使阳明学和世界哲学的整体发展联系到一起。王阳明已经被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哲学家而得到广泛研究。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阳明学基础文本的研究。文本研究是思想、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文本基础,可以说一切研究都是无从谈起的。在某种意义上,今日阳明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各种新气象、新局面,与阳明学基础性文本的整理出版是有直接关系的。在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浙江的学术界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学术界为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做了非常多的可靠的基础性工作。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项标志性工作,就是由吴光先生牵头、由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几位学者共同努力而出版了建国以后首部《王阳明全集》。在某种意义上,《王阳明全集》的出版,代表了学术界,尤其是浙江学术界对于阳明学基础文本研究的开端。这部书从90年代初出版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印行多次,也经过再次校勘而发行了多种版本,包括简体字版,可谓影响极其广大,毫无疑问对阳明学研究的整体开展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此外,同样是以吴光先生为主编的另外两部作品,一部是《黄宗羲全集》、一部是《刘宗周全集》,这两部全集的整理出版,对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同样起到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80年代末我做刘宗周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关注刘宗周,文本获得也极其困难,而有了吴先生他们整理出版的《刘宗周全集》,现在刘宗周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显学”了,由此可知一项基础性的文本整理工作,对于某一学科或者某一种学术研究的持久开展与深入,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黄宗羲全集》的整理出版也是如此,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继三部全集出版之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我当时也还在社科院)还有序推出了另外两套丛书,一套是由吴光先生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这部作品在2009年出版之后,海内外影响很好,代表着进入21世纪之后的前十年,浙江学术界关于阳明学研究的新进展,其主题的涵盖面很广,有关于阳明本人的生活与思想的、阳明后学的、阳明思想与佛道教的,也有阳明学与东亚的,等等。从资料或文本研究上来说,《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同样领先于全国,开风气之先。这套书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之后,为阳明后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尽管这套书单纯从古籍整理的意义来说,质量未必都是那么整齐,说实话也是参差不齐的,但其首创之功仍然是主要的。在阳明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我们浙江的学者贡献巨大。现在浙江社科院钱明先生仍在牵头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继续推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第二辑。文献整理与研究成为我们浙江的阳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成就最为巨大,特色最为鲜明。浙江大学的束景南教授,出版了《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这部书已经于2015年新出了修订版,比较完整地收录了王阳明的佚文,并给予考证、编年,当然,束先生的这项工作,是在国内外许多学者搜集王阳明佚文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的。

第三个方面,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阳明学研究。这其中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阳明学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热点”,是最近七、八年来才出现的新情况,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就当前的总体情况来说,真可谓喜忧参半。往好的方面说,叫做多元化,多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很热闹,成为时下的“显学”,但同时也反映了某种意义上的混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不清楚,但感觉到这种现象是存在的。现在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大讲堂”、书院、培训班、兴趣小组等等,都在讲“阳明学”,坊间所见的各类与王阳明有关的出版物多得琳琅满目,其内容自然也五花八门,既有相当严肃的、高质量的学术作品,也有更多的是并不那么严肃的作品,包括小说、演义之类,说玄说妙、故意夸大的自然不在少数,笔调也多有戏谑、调侃者在。我个人觉得,对于这样的“阳明热”,是应当引起我们在学术上特别给予关注的一种现象。“阳明热”是好事,但作为读书人、学者,我们的头脑不能热,要冷静。对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一方面要表示欢呼,因为至少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它代表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回归,代表着中国现代生活试图重新植入传统文化的价值本原,我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但另一方面,对于当前“阳明热”的这种现象,仍然值得进一步反思。只有基于理性的冷静反思,我们才可能真正把阳明学的研究推向深入,并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植入“精魂”,发挥阳明学对于生活的引领作用。

从阳明学的研究整体状况来讲,我从理论上提出四点,觉得在这四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理论界、学术界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做出艰苦的思想努力的。

第一,关于王阳明哲学的定位问题。简单说,我们今天究竟如何来理解王阳明的哲学?比如说,它是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我与人们的现实接触来看,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王阳明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有些人甚至质疑:王阳明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吗?怎么现在都讲王阳明,难道不唯物主义、辩证法了吗?还有人说:王阳明讲“心外无物”,如果前面有个悬崖,你刚好闭着眼睛,悬崖就不存在了吗?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对王阳明哲学仍然存在着种种误解,而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不予解决,那么要真实推进阳明学的研究仍然是困难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王阳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尽管王阳明心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们却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场域当中两相遭遇,既然发生了遭遇,我们就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分辨与澄清。这一方面的理论工作至今并没有真正完成。

第二,关于阳明与宋明理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大家都知道,阳明学是属于宋明理学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自宋代以来,所谓“朱、陆之辩”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明代阳明学成立之后,则演变成“程朱、陆王之辩”,此后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乾嘉学的兴起,暂时掩盖了这一问题。而到了现代,实际上仍有“程朱陆王之辩”,只不过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一个主观唯心主义。从历史上看,“程朱陆王之辩”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还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门户之争”。在当代阳明学复兴的基本背景之下,如何看待阳明学与宋代以来理学整体的关系,特别是与程朱理学的关系,我觉得仍然需要给予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切不可陷入新的“门户之见”。章学诚曾说:“学者不可以无宗主,切不可以有门户。”今天在阳明学重兴的背景之下,尤其有必要警惕现代学术背景之下新的门户之见重演,否则是不利于学术本身的繁荣的。

第三点,关于阳明学与先秦以来不同学术传统的关系问题。阳明学毫无疑问是先秦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历史发展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论其形成、发展、传播、流衍,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背景,就此而言,如何恰当阐释阳明学与先秦诸子、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同的亚文化系统或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仍然是继续深化阳明学研究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比如研究道家之学的人,会认为阳明思想主要来自于道家道教,或者王阳明干脆就是个老道士;研究佛教的,则说王阳明的哲学就是禅学的翻版;研究儒家的,则坚持王学是儒学正宗。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至少说明,在学者的研究当中,王阳明或者阳明学仍然是被肢解的。这种肢解式的研究,虽然可能会有利于个别问题研究的深入,但就整体而言,实未必能得阳明思想之真际,也未必能把作为整体的阳明学的研究推向深入。阳明学之所以是阳明学,原本就是整合了其时代所可能获得的历史传统及其全部思想资源的,今天如果我们把它再行解构、细加拆分,那么实际上作为整体的“阳明学”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四点,关于阳明学与当代社会公共价值的关系问题。我们上面提到,阳明学的研究,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中国学术视域之内,而已经进入于世界哲学视野,而我们今天的研究,还需要实现出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使全社会从中受益,那么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需要从世界哲学发展的整体视域出发,就人类思想智慧之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公共价值维度去重新研究阳明学。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我想是可以基于一种相互观审的双重维度,既使阳明学实现其世界传播,将之融入人类思维的共相历史,从而发现阳明学思想的普遍性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从世界哲学的角度来反观阳明学,发现其思想的内在价值,从而基于现代性考量而更好的转换或者实现阳明学的当代价值。

以上四点,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而已。就中国当前学术界、社会各界关于阳明学研究的某种“倾向”而言,我这里还想“危言耸听”一下:要警惕阳明学研究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神秘化,二是庸俗化。这两种倾向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比如讲到王阳明这个人,有些人不是基于历史文献的可靠记载去谈论他的经历与思想,而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讲他多么有“神通”、有几个小老婆之类。有些研究不去深入钻研王阳明本身的理论,见到“心学”二字,便牵强附会,硬把王阳明的心学与“心理学”甚至“读心术”比附到一起;更有一些说法,夸张其词,也不知从何而来,说中国几千年只有“两个半圣人”,孔子(或说诸葛亮)、王阳明算“两个”,还有曾国藩算“半个”,这一毫无历史根据的话,居然流行极广。还有一些坊间甚为流行的作品,语调轻佻,嘲谑戏说,却能符合某种庸俗心理。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个人以为,我们从事阳明学研究的学者,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还应该怀抱着一种对于历史文化、文明传统、理性智慧的敬畏心态,要有敬畏之心,本着深沉的历史意识以及深刻的现实关切的态度去从事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现实社会的应有价值,才能真正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它在新时代的特殊光彩。

谢谢大家!

                               

                   (学会秘书处根据发言录音整理,经董教授审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