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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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代表、各位同仁、各位嘉宾,大家好!

按照会议的安排,下午的时间,我们相聚在这里,就《从“致良知”到“行良知”》一题,对近几年社会比较关注的“阳明心学”进行会讲,既是对“阳明心学”的一次学术研讨,同时也增加了今天会议的学术内涵。我是王福和,来自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我从事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今天在这里以一个外行人的身份客串这次研讨,既是受学会的委托,也是一次向台上的嘉宾和学者,以及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学习的机会。

今天嘉宾席上有三位企业家代表。他们是:贵州省浙江总商会秘书长、贵州修文“中国阳明文化园”总经理唐耀先生。浙江惠明集团董事长、杭州文澜书院院长任平先生。珠海平和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孔教学院副院长洪秀平先生。

今天嘉宾席上有三位学者。他们是:浙江省儒学学会会长吴光教授。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钱明教授。江苏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

让我们对他们莅临今天的会讲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

下面我们将主要围绕几个有关阳明学的话题求教于台上的嘉宾和学者,同时也求教于台下的各位代表,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随时插话,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可以就某一话题展开论辩。台下的代表发言的时候,先介绍一下自己,以便我们互相认识,加深了解。

关于王阳明,有这样一段文字评述: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

我们要抛出的第一个话题是:您所理解的王阳明心学是什么?阳明学的真精神是什么?首先我们求教于唐耀先生:建文化产业,打造阳明文化园,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在企业家的队伍当中,你们走在了阳明学推广的前列。请您谈一谈所理解的王阳明心学及其真精神。

唐耀先生:谢谢在座的老师们朋友们!在大家面前谈论阳明心学是非常惶恐的,因为我在阳明心学方面只能算个末学,后学都还谈不上。无论是知识或理论方面的积淀都还远远不够。但是在打造阳明文化园的过程当中,关于践行阳明心学的精神,我的体悟是比较深的。      对于阳明心学来讲,我们首先不能脱离他那个时代的背景和他自身的经历去理解他的精神。他在龙场悟道后所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理论架构,有其独特的内心体验和个人实践经验,对中国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补充和运用。所以在我看来,阳明心学本质上依然是追寻人生智慧、寻找真正的自我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当然他有很多具体的陈述和展开,用以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良知,做到知行合一。

我理解的阳明心学的真精神在于:阳明对于普通的人,对于一般的老百姓,他都给予了最大的鼓励和信任。他相信: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人人皆可为圣人。这是通过他自身的生命蜕变所呈现出来的对人性善的本质的认同与自信。所以只要我们祛除后天的观念和行为给我们最本然的内心所覆盖了的私欲、贪念等,回归自然的本性,把我们善的一面表现出来,那我们也是具足了圣人之道,具足了圣贤的本心。究竟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知行合一,事上磨练”。具体到我们的企业建设与管理上来讲,就是要求每一位企业家或员工都本着内心的良知去行动,搭建平台。在阳明文化园内尽可能的去展现和物化阳明心学的精神和故事,让人们在游览景区、观看实景的过程中,能够对阳明龙场悟道的情景有个体验性的升华。整个阳明文化园的建设管理基本是反复锤炼、磨合的过程,它最终展露出来的气象就是我们致良知的精神体现。

主持人:谢谢唐耀先生从理论到实践对阳明心学做了一个平实的阐述。我们再求教于吴光教授:几年前,您发表过名为《谈谈阳明学的真精神》的文章。文中谈到了“什么是阳明学”、“阳明学的真精神”、“阳明学的转型”以及“阳明学的现代价值”。除了王阳明心学外,您所理解的阳明学的真精神是什么?

吴光教授:我多年以前开始搞王阳明研究,第一篇文章是《万花根源在良知》。因为王阳明在一首诗里面讲:万花根源总在心。我修改了一下,王阳明的思想就是“万花根源在良知”。阳明学的真精神首先是一种“良知”的精神,就是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一般我们了解王阳明是“心即理”,是“心本体论”,所以讲他是“心学”。但是王阳明讲的“心”有没有本体?王阳明有一句话:“心之本体,皆天理”。“天理”就是“良知”。所以归根结底,王阳明的心学是以“良知”作为本体的一种“良知心学”。这种“良知心学”的精神首先就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要人人“致良知”;第二个他强调的是一种民德亲民的思想。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总结王阳明的三大学说:一个是“致良知”、一个是“知行合一”,一个是“民德亲民”。把“民德亲民”作为王阳明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般研究王阳明的学者里面,都讲三条:“心即理、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很少涉及“民德亲民”。但是他“民德亲民”的这一思想,就是王阳明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政治论。亲民就是孟子所讲的“亲亲而仁民”,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一思想尤其在现在我们的阳明学的研究中更加要引起重视,要加以阐扬。有一段时间,由于过去过度追求王阳明的哲学是唯心还是唯物,反而把他民本的政治思想忽略了。第三条就是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知和行的关系:“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能分为两节。它的重点还是放在“行”上面。所以黄宗羲对王阳明学说的一个解说就是:“致良知”的“致”字就是“行”字。那么“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强调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第四个就是多元包容的兼容精神。王阳明“出入于佛老者久之”,最后归本于儒。他认为儒是一个大道,佛老尽管是小道,但是也有它的道理所在。所以他是融合佛老到他的思想体系里面,他说“圣人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所以是一种融合儒、佛、道乃至诸子百家的多元包容精神。这是王阳明的精神所在。我在接受贵州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讲过:明代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精神在“良知”。

主持人:谢谢吴光教授!我们接着求教任平先生:您作为传播国学的企业家,20年来致力于研习、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度上,您所理解的王阳明心学是什么?阳明学的真精神又是什么?

任平董事长: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多学者面前谈阳明学,我非常地诚惶诚恐。我们和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日本的学者、一些大企业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小包包里面,都一本《传习录》,就像文革以前我们拿语录一样的。他们一有空坐下来,等车也好、或者平时一有空就拿出来看一看。我就觉得非常奇怪:阳明是我们中国的,到日本以后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重视?在跟他们接触交流当中我发现,他们认为阳明学最主要的是行动。在儒家,只有阳明是文武全才,所以日本人对“行”这一部分特别重视,就像钱明老师经常讲的武士道精神和我们儒家精神的结合。跟阳明同时代的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提出每一个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来得救,我觉得这事实上就是心学内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一块,专门在文澜书院里面设有一个“三闲馆”,就是闲读书、读书闲、读闲书。为社会提供一个读书的平台,为自己的内心读一些书,心灵上找一点慰藉。因为现在的社会很功利,阶层固化,有很多成功学,特别是企业家都以金钱的多少权利的大小来衡量人的成功。真正为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幸福感来做一些事的人不是太多。

主持人:谢谢任平先生!也感谢文澜书院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小憩的场所。

就这个话题,我们还要请教钱明先生:您作为阳明学研究的专家,承担了很多关于阳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出版了很多阳明学研究的著作,同时发表了阳明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从阳明学学者的角度看,您所理解的王阳明心学是什么?阳明学的真精神又是什么?

钱明教授:谢谢主持人!谢谢台上台下各位同仁同道!这个问题既有“知”又有“行”,我很感兴趣。“行”的有三位在座的企业家,“知”的是我们这么几位,正好可以结合。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但是由知识界和企业界以对话的形式,还是不多,我觉得办得非常好。这种会讲的形式在阳明时代尤其是后阳明时代,讲会并重,从讲学到会讲在中国南方地区进行蔓延,造成了一种非常大的社会运动。阳明时代的会讲非常的活跃,是以普罗大众为主体,以家族为平台,又唱又说又喝,融为一体。人数有时候达到上万人,我们到江西吉安去考察,当地家族的传统制度还在延续着。虽然传统的会讲或者讲会,那种土壤已经没了,但是我们可以继承那种真精神。对这个问题,我这几年的心得体会,有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性。不是精英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是圣凡合一的主体,是每一个社会参与者的主体;二是行动力。钱穆先生很早就对阳明学、阳明心学和传统的心学有一个界定,我很赞同。就是传统的心学强调“知”的方面,阳明心学强调的是“行”的方面,尤其对“事上磨练”作了一些解释。这正是阳明心学和传统的心学包括他之前宋代的陆九渊的象山心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所以我赞成刚才吴老师讲的,“心即理”其实是传统心学包括象山心学都具备的,把“心即理”改成用黄绾的话说是“明德亲民”,我很赞成。因为“心即理”并没有把阳明心学的主要特征概括出来;三是怀疑批判精神。从阳明学诞生以后,从他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实践以及对周边的东亚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来看,阳明学往往是在社会转型期以怀疑批判精神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我就用这三点来概括阳明学的真精神,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钱明教授!同样就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洪秀平先生:您作为有着国际教育视野的企业家和儒家文化的传播者,是如何理解王阳明心学的?有时如何理解阳明学的真精神的?

洪秀平先生: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参加会讲。我当年是非常崇洋崇西方的,学的是外语,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在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专业是美国和西方历史文化,我也参加了很多宗教活动,对西方的哲学、宗教有所了解,很想融入进去,但发现进不去,骨子里面潜藏的中国文化基因在牵制和影响我。1993年回国后创业办学,解决了生计问题后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幸认识了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我觉得汤院长就是一个行者,小时候只读了些私塾,但是对儒家文化一直很认同,50多岁放弃了生意,专注传播儒家文化,世界各地的孔子像基本上都是他捐助的。我也有幸在阳明先生悟道的贵州修文县拜会了蒋庆老师并在蒋庆老师的阳明精舍学习了阳明思想。前些年在珠海创办了平和书院,组织过一些儒学会讲。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儒家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杭州西溪湿地西区有一个洪园,不知大家是否参观过?这应该是国内最大的姓氏文化园。此园纪念的洪皓公是我的祖先。这些年我参与了不少洪氏宗亲活动。与其他洪氏宗亲一起建立了全球洪氏宗亲联谊会。近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家族文化被毁掉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数典忘祖。我也是十年前才第一次去了我父亲的家乡,在青田山沟里看到了洪氏祠堂,在族谱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和祖先的名字,感慨万分。今年七月我协助北京韦杭书院在建德三都镇洋峨村洪氏祠堂里举办了乡贤与宗祠文化的研讨会,吴光老师也参加了。我们探讨了如何将儒学从书本理论走向民间,影响家庭、企业,这应该是第一次在祠堂举办儒学会讲。海内外基业长青的企业几乎都是家族企业。中国的家族传承文化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华文化能延续几千年,与中国人对家族文化的重视不可分割。族谱、宗祠是普通中国人的信仰。祠堂是中国的教堂,家谱是普通中国人的圣经。农村很多农民当年是冒着生命危险将家谱保存下来的;兵荒马乱的年代,国人离乡背井流浪的时候,最宝贵不可丢失的就是祖宗的牌位和族谱。当年的祠堂几乎都是各个姓氏的私塾,私塾的经费也常常是通过族群筹集的。我对阳明先生精神理解,我觉得应该在“行”方面,而不是坐而论道,如何把儒学、阳明学落实到实处,改造家庭、改造教育、改变企业文化。阳明先生本人也是受家族传承很深的人,祖父、父亲对他的影响都非常大。我希望大家重视家族文化,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对阳明学我的理解是有限的,我希望自己会成为一个行者。谢谢!

主持人:谢谢洪先生!听了洪先生的一席话,有很多感慨,我作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那一批大学生,曾经把青春都献给了西方文学。但是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梦想给忘了。这些年来,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民族文化土壤上,说话才有底气。另外您谈到的乡贤、宗祠,这种乡愁的情怀也引起我们很多的共鸣。

最后我们求教李承贵教授:您是研究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专家,出版、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关于儒学的学术成果。请您从哲学的角度,谈谈您对对王阳明心学及其阳明学真精神的理解。

李承贵教授: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次活动,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是江西人,在南京工作,常跑浙江,所以我学术思考始终沐浴在阳明思想氛围里面,多多少少都会受影响。这几年阳明学用一个“热”字来表述是不够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是发烫了。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我个人认为还是阳明思想本身,它之所以“热”,被当下的社会所追逐、所崇尚,是因为阳明心学的魅力,有他独特的理论构造,有他独特的思想智慧。阳明学的“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答案,阳明学就是阳明心学。可是为何还要追问他倒底是一门什么学呢?就是想对阳明学的内涵、定义有一个确定,否则我们为何问这个问题?跟阳明同时代的有理学、气学;从地域来讲有江西之学、有闽学、有事功学;就大学里的科目分类来讲,它是人文学、是哲学。它讲“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以叫伦理学。这是学科的分类而言的。我自己根据这些年对阳明学的思考和研究,如果允许我们对阳明学做一个更深入的全方位的思考和定位的话,我个人将阳明学定义为“心态学”,也许有些朋友会不赞同。阳明讲心,讲要“破心中贼”。又讲“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阳明说这个“意”才会有问题,又强调“知”跟“意”是有差别的,强调心体是善的。我们把这些概念凑起来,我认为就是一个绝妙的心态学。根据阳明思想的文本,按照我们的思路,按照我们当下的需要,我们可以对阳明学确立一种学科名称,只要不违背阳明思想的真精神,这完全可以。阳明的真精神是什么?其实阳明思想中共同的精神已经被同行们所发掘所认同,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世致用。阳明的真精神我的理解是主体精神,我的阐述已经发表在了今年《哲学动态》第四期上。阳明的主体精神毫无疑问是儒家主体精神的一个传承,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讲“我养我浩然之气”,这都是儒家主体精神的传统。在阳明这里还是主体精神,但是有变化有发展。发展的是什么呢?如果孔孟那里的主体精神还是“我”,在阳明这里就变成了“心”。所以我认为儒家主体精神在阳明这里有一个转进,这个转进非常了不起!因为阳明强调的“心”就是天理,“心即理”,心即“良知”。“天理”、“良知”就是无私无欲,儒家过去的主体精神是单纯的主体精神,现在跟正义、道义结合起来了,我把阳明的主体精神叫做“公共的主体”。第二点我认为是平民精神。孟子说“人人皆可为尧舜”,这里面包含着每个人的能力和平均的机会。阳明的平民精神在教育对象、在圣人之学、在成圣等方面都充分显示了出来。第三是启蒙精神。侯外庐先生讲中国的启蒙精神从明清之际开始。阳明思想里的启蒙精神非常深刻,因为阳明在他那个时代说了前人不敢说的话,他否定了很多东西。如果在阳明以前的思想界有光明也有乌云话,那么可以说阳明启蒙精神就是努力地把乌云拨开。我们在读阳明的著作会发现:阳明不信权威。他崇尚孔子,但是天下的是与非不能以孔子是非为是非,不能以朱子是非为是非。那个时代就讲出这样的话,是多么惊世骇俗!多么的伟大!孔子、朱子是圣人,但也是人。可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还有最高的东西,那就是“良知”。这就是启蒙。阳明把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思想继承过来,反对一天到晚沉迷在经书之中,形成经书崇拜。经书是要读的,但同样,判断经书的标准,是我们的良知。所以王阳明讲我的学问没什么,就是“致良知”三个字。第四个是淑世精神。中国哲学有经世致用的精神,但阳明的经世就不是简单的经世,是淑世。淑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价值的治理,不是事实的治理。总体来讲阳明之所以伟大,我认为就在于这个主体精神的提出,他在世界哲学史上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哲学家。

主持人:感谢李承贵教授精彩的演讲!下面,我们请台下的代表自由发言。

邓新文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刚才听了台上各位嘉宾的会讲非常受启发。我这里想对阳明学和今天的会讲题目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今天的题目叫做“从致良知到行良知”。自从读了梁漱溟先生《评谢著<阳明学派>》以来,我发现对于阳明心学,在整个学界都有不少误解。一个是将阳明“知行合一”的“知”理解为知识的“知”,理解为见解之知的知,知识见解都是后天学来的。而不知道阳明的“知”来自孟子,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知”。我们“不虑而知”的“知”,绝不是后天学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是带有情感的知,带有价值评判的知,是每个人先天就有的,所以阳明说:“只好恶便尽了是非。”第二个误解,是把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行”理解为我们今人所说的“行动”或“实践”,而不知道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行”指的是一念好恶之心行。一念好恶便是行,肢体行动乃至社会实践不过此“行”的相续不断、贯彻到底罢了。即便此“行”中断了,不克贯彻到底,这也只是此“行”的相续出了问题,并非此“行”没有发生过。第三个误解,是把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解为是针对社会上知行脱节的针对性理论,而不知它是“本来如是”的理论。“知行”,在阳明看来,本来就是“合一”的,只要我们不人为地干扰它、阻断它,它就是始终合一的。知行不合一的问题,不是发生在行动不力上,而是发生在良知不明上。所以,阳明学的重心恰恰不是教人如何“行”,而是教人如何“知”。他为何把他的学问叫做“致良知”而不叫“致良行”呢?就是因为他深知问题不是出在行动不力上,而是出在良知不能朗照上。所以阳明心学的重点,在于“致良知”,即体认良知,充实良知,推扩良知。阳明发现,社会上人们不能知道“知行合一”是生命的本来状态,并不需要后天安加个“合一”的理论人为地促成它们合一。人的天性里面,知行两者本来就是合的。《大学》说:“如恶(wù)恶(è)臭,如好(hào)好(hǎo)色。”知“恶(è)臭”之“恶(è)”就是“知”,恶(wù)“恶臭”的“恶(wù)”就是“行”;知“好(hǎo)色”之“好(hǎo)”就是“知”,好(hào)“好(hǎo)色”的“好(hào)”就是“行”。好恶就是心行,当下就是一个行,这个“行”展开到我们的视听言动便成了一个显著的行动,这里面有一个过程与路径,可能很多人在中途被打断了,这个打断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情形。造成我们通常所误解的知行不能合一的问题有几种情形,梁漱溟先生在评谢无量那本《阳明学派》的文章中,有非常清晰的条分缕析。归根结底,知行不合一的问题实际上出在“误知”上,而不是出在“不行”上,所以阳明学要教人“致良知”,而不是教人“致良行”,其重点不在“行”上而在“知”上。由于人们把后天从经书上、从他人经验里得来的知识,当成了阳明“致良知”里的“知”。所以阳明要讲一个“致良知”的学问。阳明在“知”前面加了一个良字,就是要区分: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知识跟行动合拢,就是知行合一了,这不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这个“良知”我们经常错认。把我们的知识认作良知,就是错认。造成错认的是人的私欲或私智,包括后天学得的各种理论或观念。这些理论或观念无论多么“正确”,都不是孟子、阳明所说的“良知”。明末阳明后学的所谓“狂禅”之类,都是因为错认良知,正因为太多错认,太容易错认,所以阳明才要创发“致良知”的学问,倡导“致良知”的功夫。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林筠珍(黄绾纪念馆馆长):我是一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大家都讲王阳明悟道,他的境界很高、悟性也高。我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就是普通老百姓说的良心。人要有大智慧,才能有觉悟,没有觉悟谈不上“良知”。

主持人:刚才台下的同仁在发言的时候都谈到了“良知”的问题。现在我抛出第二个话题: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是什么?“良知”有厚薄轻重吗?

钱明教授:“良知”最早是孟子提的。阳明的良知提出来以后,关于“良知”,关于“致”都分化的很厉害。其中分化最大的是关于“致”的解释。我同意新文教授的部分观点。关于“致”可以有行(良知)、信(良知)、学(良知)的解释。对“良知”的解释也有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良知”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良知”本身是每一个人的个体呈现出来的,但是它的内涵、内容其实是公共的。比如“仁义礼智信”,王阳明讲“万物一体之仁”,这个就是公共性的问题。所有人的良知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呈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形成了公共性和个体性一对矛盾体。如果过分强调公共性而忽略个体存在,那就跟程朱理学没有区别;如果过分强调个体性而忽略公共性,这个社会也会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是自说自话,每一个的想法、喜怒哀乐就是良知。阳明以后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化,一直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就是关于“致”和“良知”这两个概念的问题,“知行合一”也和这个问题有关系。

吴光教授:我觉得邓新文教授对“致良知”的问题有一个误解。“致”如何理解?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解释是推扩、极致的意思。一般的解释就是把握的意思,把握这个“良知”,但是这还不能尽“致”之意。我特别强调黄宗羲讲的:“致”字就是“行”字,不是致良行,而是行良知。就是实践“良知”,是对“良知”的一种践行。我们现在强调的不是在“良知之知”上面,而是“致良知”之“致”上面。黄宗羲强调“致”字就是“行”字,“必以力行为功夫”。王阳明在知行合一重在行的思想里面,他已经有所表现了。那么“良知”是什么?王阳明说“良知就是天理,就是万物一体之仁”。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是什么?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说“仁是人心也”。所以这个“良知”根本来讲就是天理存于心的良心,是一种人心。“良知”就是“仁”,只不过他的说法跟孔孟有所不一样。因为这是经过程朱提出“格物致知”,对“知”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说之后,王阳明回到孟子处,讲良知良能。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公共的道德。我的理解是:“致良知”根本的重点要放在“行良知”、“良知”的践行上面。

洪秀平先生:我的人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母亲,超过国内外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学校,但是她身上保留很多传统的美德。所以我觉得“良知”未必都是从书斋里的学问中学来的。这一百年来,教育思想有过太多的混乱,有一种说话,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许将良知保存的最好,受到的污染毒害最少。

唐耀先生:我认为“致”就是扩充、扩展、推广。因此,“致良知”它至少涵盖了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而且必然有良知的,因为私欲的遮蔽,每个人呈现的程度不一样。我们要将良知达到一个极致是一个漫长而不可停顿的过程,所以要不断的去扩充、扩展和推广我们本然具足的良知,方法很多,需要功夫,当然阳明证悟了他自己的方法,强调知行合一,需要事上磨练。那第二个层面当然是社会层面即群体的良知属性。这中间涉及到个体价值与群体利益的权衡问题,我们强调个人需要认同和服从普世价值,最大化的去扩充、展现自己的良知。但健康、合理的制度建构与社会伦理秩序也必须要尊重个人的价值和选择,若完全把公共价值体系凌驾于个人之上,那就是道德绑架和对人性的扼杀,不是真的良知、良行。因此,“致良知”并不是针对个体的,它同样要应用于社会群体。良知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对个体和公共团体而言,都是需要趋向善的状态的。对个体生命致良知的方法而言,我的体会就是:在第一个念头尚未发用流行之前,就要尽最大可能的祛除和停下超越正常身心诉求的私欲和贪念,在最干净的心性状态中去指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价值判断变得简单、纯粹。在这方面朱熹和陆九渊一直争议很大,朱熹一直强调要多读圣贤书、信古,要去积淀,主张先从“致知”一边下功夫。在陆九渊看来: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呢?应当先从 “持守”方面下功夫。就像刚才洪先生讲的,我的母亲也是没有读过书的,但是她特别强调我们的文化学习这一块,她一生当中都是与邻里为善、以教育为先。所以尽管她不识字,但是得到了乡邻们的共同认可,被称为是贤德的老人。那她的良知从何而来?其实就是内心最本然的不是任何人赋予她的那个善良的根基。“致良知”就是要能去最大可能的去发挥、扩充我们的善。你内心最本然的最没有争议的自然的那一念,可能就是你内心所认同的最大化的良知状态,它是无私的,没有潜隐的,它就是我们生命本体应该展开的状态。我们只需要把它更多的充实到行动当中,以利他的方式生活,我觉得我们在“致良知”这条道路上就不会做得太差。当然良知本身是没有轻重厚薄之分的,只有“致良知”的程度不同,展现的方式不一样。如同圣贤的品性,在德性而不在事工,犹金之贵在成色而不在分量。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

任平先生: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要在良知,一种善的指导下去行。我1992年开始开发水电站,对环保国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要求,不需要做环评,但我们还是会把一些鱼儿的通道、自然环境的保护、流域整体的开发等都考虑进去。我觉得做企业,有了“良知”以后,就会往善业方面发展的。

李承贵教授: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并不是我们一起讨论就会辩论的清楚。刚才有两位都谈到自己的母亲尽管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做了一辈子的善事。这说明在我们的心中、心的底头真的有善根。就是孟子说的:“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尽管孟子讲人性本善,但是荀子讲人性恶。王安石在讨论孟子、荀子人性论思想的时候,他说:孟子说人性本善,我不反对。但是孟子一定要告诉我,人性的阴暗面从何而来?荀子说人性恶,我也不反对,可是生活中人性的阳光面从哪里来?孟子、荀子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王安石说人性无善无恶。在人性先验的角度看,可以说人是善的,也可以说是恶的,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只有它呈现出来了,我们才可以说它的善恶。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没有办法说得清,扩大一点讲,这涉及到人文和科学的关系。我表达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非常崇尚人文。但是我们人类自古以来遭受过很多的困境、困惑。人文的困惑,比如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情感怎么表达的、呈现的?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在发展历史上遭受到的困境,是不是慢慢得到了一些解释和解决?那这靠得是什么?靠的是科学!总之,人文的东西在当下的自然科学还没有达到解释解决的能力的时候,人文世界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可知的。但是我相信人类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要靠科学来解决,这就是我的观点。

李椒良会长(温岭市儒学学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学习讨论很有意义,我要讲的问题很实际,可能跟各位专家学者的见解不一样。我认为根据王阳明知行统一到行良知,可以发现他所说的“良知”是什么东西。王阳明在哲学家当中,可能是唯一一个集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他一生的经历主要的是镇压农民起义。1527年他在广西桂平一带一直镇压农民起义,在江西担任巡抚期间也是镇压农民起义。王阳明的“良知”不是我们书本上讨论的良知、推理演绎的良知,根据他的知行统一理论可以看出,他的“良知”就是忠于朝廷、保护守卫安定,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谢谢!

吴光教授:这个问题我来做一些解释。前一段时间我去江西开会,江西成立了王阳明研究会,在会议上也有人提出来,说王阳明是镇压我们江西人民的。这个问题怎样来理解呢?我说王阳明的一生事功,是“打三土”:一是打土匪,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土匪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是生活所迫一个是官府镇压,被迫沦为土匪。他当了土匪以后反过来就扰民,危害当地的民生。土匪并不是农民起义反封建王朝,而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起义的成分少危害民生的部分多。王阳明之前很多人打都没成功,他采取剿抚相加的方式,剿灭了匪首,将胁从的人都放回家了,并在当地出了很多安民的举措,所以当地老百姓把王阳明当神来供奉,为他建生祠,觉得王阳明安定了一方乡土。二是打土豪。就是明朝王室朱宸濠。朱宸濠是一方诸侯,他要和中央王朝分庭抗礼,想取而代之,成为一方的霸主。王阳明打得是朱宸濠的叛乱。三是打土司。广西桂平一带不是少数民族起义,是一部分不服从朝廷管辖的土司,煽动了一些少数民族起来造反。王阳明主要采取以土司打土司的办法,将土司暴乱镇压下去了,平定了一方,广西还建有纪念王阳明的天王庙。所以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农民起义,那到底他起义的性质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加以分析。所以习近平同志讲王阳明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就包括了“打三土”的一种经验。过去给王阳明扣的三顶帽子是不公正的,说他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镇压农民起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侩子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伟大在哪里?那不是伟大而是反动。所以我们对王阳明的事功是做这样一个评价。对于“良知”到底有没有厚薄轻重?我认为“良知”就是“万物一体之仁”,就是一种至善之性,仁爱之人,也就是天理。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讲心体是至善无恶的,恶是后来意念发动的时候受到外物的影响产生的。就每个人来说,人人都有个“良知”,这个“良知”没有什么轻重厚薄之分,分轻重的是能力。王阳明有一个重要的比喻:尧舜就好像是一万镒(镒是古代的重量单位),文王武王就好像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普通人可能就是一千镒。其实这个指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力有大小。尧舜是治天下,使天下平安;文王武王是治理国家。所以有治天下之才、治国之才、治家之才、治业之才,能力是有区分的,但其“足色”即“良知”本质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

李承贵教授:我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李椒良先生的问题。用哲学的话来讲其实这就是社会历史观的问题。我说两点。我们判断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思想家,我们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能背离人的特殊性。原因在于一个普通人也好,思想家也好,他的思考肯定是站在他所处的地位来说话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阳明不可能不受他的阶级身份的影响,他属于社会哪个群体,为那个群体说话,这是正常的。但是要注意,在中国思想史上、在西方哲学史上,像阳明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思考问题,他所关注的远远超出他那个阶级阶范畴,他关注的是天下。即他提出一个主张,并不仅仅是为他的阶层,也包括了所有的阶层。阳明曾说:这个社会只要有一个人流离失所,那是他的“仁”没有得到落实。我们把这句话,再和阳明的其它文献结合起来,就不能得出结论说阳明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等等。所以评判一位思想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关于良知的厚薄,吴老师刚才讲得非常好,我再补充一点。阳明说良知要发用流行,有体和用的问题。就是良知一定要呈现它的价值,要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中。良知本身是善,它是前善的、纯洁的。但是阳明说发用流行过程中会表现厚薄。因为不同的人能力不同,他的智慧不一样,所以体现着厚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儒家以血亲伦理为主导的传统,“亲亲、仁民、爱物”,所以阳明讲的良知的厚薄是跟孔孟的伦理是一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自然的道理。

主持人:刚才讨论的话题,使想起了王阳明先生的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么当今中国人要破的“心中贼”是什么?如何去破?

针对这个话题,先请教李承贵教授:您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德性丧失的四种类型》中说:德性丧失并不仅仅意味着做坏事、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滑坡”那样狭隘的内涵,而是包括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理论的散落、道德品质的潜伏及与道德要求背离的行为等情形。这段文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对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个话题有所启发。请您先谈。然后大家自由畅谈。

李承贵教授:那个问题是从整个伦理道德思想来讲的。我在考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的变迁学术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启发,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结论。关于“贼”,若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太平社会、盛世社会,就不好说贼太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到处都是贼。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贼”是根据阳明的说法,来破心中贼。我的理解“心中贼”就是一个私利、私欲的问题。为什么整个宋明理学家,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什么阳明说“静时念念存天理灭人欲,动时念念存天理灭人欲”?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我们心中都有这个贼,就是私利私欲,只不过这个贼没有显露出来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去破,破这个私欲。按照我的思考,这个“心中贼”如何破?首先是阳明的思想:即“知行合一”,继承孔孟的思想弘扬儒家伦理,尽可能的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落实到实践中。阳明以自己的经历发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动机上着手。我自己体会阳明这个思想非常好,因为很简单。如果我们是恶的动机,我们能够抑制,不使它变为行,通俗讲就是不使它对社会造成伤害,那当然很好了。如果这个念头是善的,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使它变成行,这也不是很好吗?所以“破心中贼”,要实践阳明的“知行合一”。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也觉得光从动机和念头上解决问题,的确有很大意义,但也不能万全依赖从念头上解决一切问题。所以在“知行合一”基础之上,要建立健康的社会制度,要有法律。

钱明教授:关于“心中贼”,对当下来讲,就是对物欲的贪婪甚至掠夺,还有对权力的贪婪甚至掠夺。对阳明的思想、事功的评价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总觉得从近代以来,革命党人从他思想的角度是高举阳明的旗帜的,因为很是赞同的。从事功的角度,稳定压倒一切,这对执政党来讲也是需要的。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没有提过阳明,到是蒋介石崇拜阳明的时候还处于执政地位。他崇拜阳明是从事功的角度,他要去“剿匪”,而且他“剿匪”的地方就是阳明剿匪的地方。这个不难理解。阳明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其实清代也是如此,我们总以为清代是崇尚程朱理学,对阳明心学是压制的。其实对阳明的事功是区别开来的。阳明的“三不朽”中立功方面,清代从乾隆皇帝后都是肯定的,因为他是执政党,打下天下以后要稳定。所以阳明的思想很难评价。其实我们现在讲的阳明都是我们自己的阳明,当下的阳明,日本人、韩国人的阳明,都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言的,就是这么简单。

洪秀平先生:我希望中国能恢复礼乐文化。情理法,能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强调法制。就像公交车和汽车在斑马线礼让行人的习惯,杭州成了全国各大城市学习的榜样,很让外地人称道。但是如果杭州没有在斑马线上设置那么多摄像头和与此相配套的扣分惩罚措施,杭州司机能还能做到吗?不是所有的违章行为和礼让行为都能通过摄像头来监控惩罚。良好的驾车习惯需要培养。一些发达国家有良好的社会次序,公共场所大家很谦让,彬彬有礼。泰国的经济发展远远比不上中国,但是泰国人很懂礼貌,很有次序,马路上听不到喇叭声,我想这可能跟他们的佛教信仰有关系。所以我想破心中贼需要教育,而山中贼就需要用法律手段,去管束。必须两手一起抓,既要重视法律制度,杜绝漏洞,让山中贼无法生存,做贼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我们更要重视教育,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恢复礼乐文化,将我们的孩子培养成君子和淑女。让“心中贼”的邪念无处生根。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唐耀先生:在阳明文化园内,前来游览的游客、专家都很多,有人提出过关于阳明征战方面的负面色彩。我的解释是: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都是有差异的。但就今天而言,我们也是不能把阳明当时的行为固化在某个阶层、时段和格局里面去讲,那不是标准。而应该就他军事生涯的本身去考量和评判。阳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平叛、剿匪等都是不可回避的,是保障民生的最大呈现,而且他的做法和一般的武将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采取重抚轻剿的方式,惩治首恶,劝诫从善,加强县治等,是他文武合一的智慧展现。所以他的征战事功,朝廷和地方百姓都是非常认同的。

主持人:我们都曾当过学生,我们大多数都为人师。我们都有过这样一种体会:一门好的课程,时间过得很快。一门差的课程,度日如年。今天下午,我们遇到了优秀的老师,我们聆听了一门精品课程。因此,两个小时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从身边溜走。人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下午,听了这么多君子的话,可谓受益匪浅,需要回去慢慢消化。感谢企业家的莅临,感谢学者的点评,感谢各位代表、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下面我宣布:从“致良知”到“行良知”——阳明心学会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