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箴言: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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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副会长兼秘书长

 

看到华瑞兄有篇回忆师长的文章,也想跟题唱和。打开记忆,七年间的一幕幕掠过,印象最鲜明的竟是外校的一位老先生——西北民院李国香教授,即我班李汀同学的父亲。

对李先生,我从未以老师称呼,只叫李伯伯。而他之于我,也没有正式上过一堂课。他对我,就是耳濡目染,身体感召,令我心旷神移,追随有年。李伯伯想必也有视我为一弟子之意。2002年夏,我随李汀一家赴武山祖居游,途中李深(李汀兄长)告我:你离兰后,我老爸时常念起,说徐斌聪明,有学术理想,是个可造之材,可惜远在杭州,难得再见。

汉代太学有太学生到校外拜鸿儒为师的习尚,王充的“师事扶风班彪”,即为自入“师门”。同时,民间的经馆收徒分为“著录弟子”和“及门弟子”。私意以为,我尊师于李伯伯,虽未得“著其名”,然得教殊多,自为“及门”,应可得先生笑纳门墙。可叹的是,这样好的传统教学方式,现实中已罕有遗痕了。

其实,我结识李伯伯早于认识李汀。1977年秋,我与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祖伯光采访拨乱反正中的西北民院,分别访谈了三位老先生。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大家王沂暖先生,张口闭口如何重整队伍,抓紧研究,对政治话题兴趣不大;丁汉儒先生声泪俱下地控诉“文革”,并忧心如焚:为害之烈,恐旷日持久。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荡涤殆尽;中年一代,如麦芽刚要灌浆,遭一场寒霜,全部瘪掉;年青的一代,还在育苗期,就浇灌以毒汁,问题更是在根子上了;最后一位李国香先生,慢条斯理地表示,现在“文革”结束,又重返讲坛,是第二次解放,要尽老师的责任,把丢失的教学、科研损失补回来。我当时感觉,李先生的话与报纸上的内容差不多,似乎心头仍存阴影,尚有后顾之忧。以后接触深了,方知李伯伯于政治实在只有简单的感觉,他的聪明才智全在语言学上。但他上大学时看过一名苏联外交官叛逃美国后写的回忆录,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内幕,深感恐惧,由此为自己立了规矩:“斯大林体制”下,政治上讲话须小心,否则必挨整。这,让他躲过了“右派”的厄运。

出乎意料的是,第一次随李汀到家中拜访时,却见到了一个与采访中完全不同的李伯伯。刚进大门就听见书房传出一阵惊雷滚地般的笑声,感情奔放,大风大浪,酣畅淋沥。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过如此痛快的笑声。进屋一瞧,李伯伯正抱着一台九吋黑白电视看得如醉如痴,屏幕上是当时流行的相声与小品。过一会儿,又听到李伯伯带着乡音的歌声:“男子汉大丈夫就要当兵……”,“金钩班、金钩班,金钩响叮铛……”,摇头晃脑,双手还打着拍子,天真浪漫,一派孩童气象。

这以后,我便常去李汀家,周末时有留宿。那阵一周单休,学习六天,我们都有睡个懒觉的毛病。周日清早,七点不到,就听到李伯伯在屋门口大声朗读英语,一会又念拉丁语。我只好起床,李汀习惯于此,还想躺一会儿,但我们不出门,李伯伯便朗读不止,且调门愈来愈高。李汀说,他自小到大,只要在家,天天如此。我问李伯伯,你每天早上都要念吗?他说,我们学习外语的,在汉语环境中必须天天张嘴,时间不能少于一小时,否则语感就会退化。我当时正在为英语过关而头痛,李伯伯的一席话令我瞠目结舌。他说,语言搞深了,都有相通的规律,日语和我的研究领域关系不大,否则我用半年时间就能掌握。现在我把功夫放在突厥语上。

李伯伯西南联大英语系毕业,新中国后专注于维吾尔文学研究,学习并掌握了与之相关的语言,法、德、俄、拉丁文、波斯语、突厥语等七八种之多,是国内未有出国留学经历学者中掌握语种最多的学者之一。在他面前,我常会产生一种“怎么可能”的感觉。1980年暑假,我到桂林旅游,拜访了李伯伯的西南联大同窗、广西师大教授贺祥麟,他说李国香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用功的人。当学生时,每天天不亮起床,点燃煤油灯,之后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直至深夜,除了三餐与方便。在学习精神上,李伯伯是我头前永远不灭的灯火。

每逢李汀下厨之际,便是我与李伯伯交谈的时光。一次,李伯伯问过我的学业,即从桌上拿起他正在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先用英语念原文,再读汉译文句,反复比较两者的韵味。那些汉译句子真是美仑美奂,自然、生活而优雅,完全从内心深处流淌而出,给听者天籁般的净化与享受。我畅想,倘若莎翁用中文写作,落笔的文字应该就是如此吧。尽管厨房中不时传来夸张的“乒乓乓”声,却一点也干扰不到我的悦乐心境。

有一天刚进门,看到李伯伯坐在沙发上喘息,他说刚上三节课回来,年纪大了,感觉气短身乏,不比当年了。休息片刻,他拿起了上课的讲义给我看。记得题目是:维吾尔文学的发展脉络。讲义完全手写,从每一个概念延伸、联结,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又通俗易懂,并附带最新研究进展。我问李伯伯,维吾尔文学史是您一辈子的老本行,每次上课还重新准备?他说,自己的研究在进展,同行也有新观点,有很多新的内容要补入、梳理。讲课也是整理、深化研究思路,相辅相成的。这番话对我教育至深,我转入大学当老师后,无论各类事务再忙,也要留出专门备课时间,并在内容中体现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学生很欢迎。这是李伯伯对我的恩惠。

毕业离兰,便失去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师教,也再没有遇到过李伯伯这样让我心灵震荡的老师。尤为遗憾的是,因未及时得到消息,李伯伯突然发病去世,我也没能送最后一程。但是,李伯伯会经常走进我的梦中,还是那爽朗的笑声,优美的诵读。我上现当代史课,讲学术风范,文献中自是离不开陈寅恪、梁思成、胡适、马寅初、刘文典等先贤,若论我亲身经历的典范,往往讲的就是李国香先生。

他们这一代人大都走了,失去的不仅仅是天才的学术头脑,更有对学术文化那种融入生命的虔诚与敬畏。